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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天回望坎坷人生

回望坎坷人生
-----江天

                               童　年　往　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那应该是人生最无忧无虑的时光。记得小时候，家中有个广播喇叭，每天晚上都有对学龄前儿童的广播节目，那个节目叫《小喇叭》，节目开始前总有个稚气的声音说：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有个叫孙敬修的老爷爷总在广播里讲故事，像“龟兔赛跑”、“寒号鸟”、“大灰狼”、“乌鸦与狐狸”的故事都是从他那里听来的。那时我家就住在电影院旁边，但看电影的机会很少，现在能够记住的是一部叫《红孩子》的电影，影片中的主题歌现在依然记得：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我们是共产主义儿童团……。
  再就是特别喜欢看小人书，《西游记》、《岳飞传》、《杨家将》、《水浒》是我百看不厌的读本。有时也拿起棍棒，学书中人物舞弄一番。那时我最崇拜的人物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幻想有朝一日，也学会那套腾云驾雾、呼风唤雨的本事。当看到岳飞被秦桧以莫须有罪名害死在风波亭时，恨得不行，恨秦桧陷害忠良，枉杀爱国志士；同情岳飞遭遇，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四十年以后借公出的机会我去杭州时拜谒了岳飞墓，向这位抗金英雄深深地鞠了三个躬。在他的墓前重吟了那首气壮山河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还有《杨家将》里的杨七郎打擂，《水浒传》中的武松打虎，鲁智深拳打镇关西.
这些鲜活的人物都深深地根植于我儿时的记忆中，相信这些古典文学中的人物对那个时代的孩子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其潜移默化作用，不是当今的许多动画片可以比拟的。中华民族有着优秀的民族传统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你从那些脍炙人口的故事里能学会立志、懂得爱国、知道什么是忠肝义胆，明白为什么除暴安良，能学会很多做人的道理。
  受姥姥的影响，从小我就爱看戏，姥姥是个戏迷，看戏总带着我去，那时乌丹有个评剧团，经常上演一些经典剧目，例如：《白蛇传》、《西厢记》、《铡美案》等等。我不喜欢那些唱腔，只对故事的情节感兴趣，同情白娘子的遭遇，欣赏红娘的大胆，也憎恨陈士美的忘恩负义。这些剧目一遍又一遍地不知重复看了多少遍，最后看腻了，看烦了，可不知道为什么姥姥却一点儿也不腻不烦，只要有演出就去看，津津有味，百看不厌。
  等乡下农闲时，姥姥通常带着我去乡下走亲戚串门儿。二舅姥爷家住在山嘴子公社驿马吐村，四舅姥爷住在乌兰板西山村。对姥姥而言，那是她的娘家，二舅姥爷是亲哥哥，四舅姥爷是亲弟弟。那时没通汽车，总是坐毛驴车去，到驿马吐要小半天时间，到乌兰板西山村也得两个小时。
记忆中二舅姥爷家最好玩。院子里有几棵大杏树，结满了果子，我每次去都要爬上树饱餐一顿。二舅姥爷家的小儿子叫双印，对我很好。我一去就领我去河边玩，捉小鸟。对城里孩子来说，杂粮是稀罕物，每次去，大舅母都挑样给我们做好吃的，象粘豆包、粘糕饼、散状、玉米饼子、荞面条，发糕等。一般住个十天、八天，我们就返回城里了。两位舅姥爷有时也到我家小住。当时姥姥家有土改时分的三间土房，他们就住在那里。每晚我都去缠着他们讲故事。
二舅姥爷一般是走着来城里，身上常背着一个褡裢，装着苞米、山杏或杂粮，他一来孩子们就一齐跑上去要东西吃。二舅姥爷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给地主扛活耪青二十多年，受过不少苦。二舅姥姥早就得病死了，我们没见过面。二舅姥爷自己既当爹又当妈一手拉扯大两个孩子。八十年代初我曾看过著名画家罗中立先生画的一幅油画，名为《父亲》，画的是一个头裹毛巾、满脸皱纹的老汉用瘦骨嶙峋的大手捧着一只粗瓷大碗在喝水。不知为什么，对这幅作品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它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看到此画后我流泪了，因为我想起了二舅姥爷，那样朴实的形象和无言的表情，展示了他那饱经风霜的一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他们用勤劳有力的双手支撑着这个世界，而他们却一无所有。不知为什么，每当看到这幅《父亲》，我就想唱国际歌。
  印象中的二舅姥爷永远是高高的个子，赤红的脸膛，象深秋田野里的一株红高粱。七十年代初，我最后一次在驿马吐村看过二舅姥爷，帮他在自留地拔了半天草。那时二舅姥爷已经老了，可腿脚还算灵便，能够下地干活。再过几年听说他去世了，闻讯后我难过了好久。二舅姥爷已经故去多年，他的两个儿子也因病相继去世了，我和他的孙子还一直保持联系，他叫刘树国，是我的农民兄弟，也是我的儿时伙伴，记得他种一手好西瓜。

说起儿时伙伴，与我最要好的当属韩大民。他是大德昌药店老韩先生的外孙子。因父亲早年去世，大民一直寄住在姥爷家里。二老对他十分疼爱，有什么好吃的都让他先吃。他姥姥腌的鸭蛋特别好吃，蛋黄油汪汪的，让人看见就流口水，大民从不吝啬，从家里拿出来分给我吃。他姥爷姥姥特别喜欢养花，院子里有个二分地的小花园，矮墙上摆着花，地里种着各种花草，大致百十多种。每到夏天五颜六色的花朵开满了小院，郁郁葱葱，引来许多邻居前来观看。我和大民经常在院子里藏猫猫玩。一旦被他姥爷看见，便吹胡子瞪眼骂上一顿，我们只好逃之夭夭。
  街头巷口，也有一些年龄和我们上下差不多的孩子，经常聚在一起，玩骑马杀仗、老鹰捉小鸡的游戏。再不就是跳绳、踢毽子、摔跤。也有打架的时候，有一回我用土块把卖切糕的李福儿子头上打了个大包，人家家长不让了，找到我家里，姥姥直劲赔不是，母亲知道后还打了我一顿。
  每年春天，我们都去南广场看放风筝，我家后街有个姓张的人家，风筝做得好，放得高，以三星和七星居多，还有别的图案，看见风筝飞起来了，我们高兴得又蹦又跳，一片欢呼声。张家有个儿子叫志勇，他会捏泥人，也会烧泥人，还会烧制印泥人的模子。这模子比人的耳朵大不了多少，用胶泥做原料，把孙悟空、猪八戒或水浒人物泥人贴进挤压再变形成了模子，经过特制的炉子烧烤多时便成功了，这是秘方，人家是不会外传的。我们要不来，只能花钱去买，一般是五分到一角钱一个。其实那是一种民间工艺品，类似天津的“泥人张”吧！不过是同源不同流而已。长大后我再也没有看到过这种东西，估计已经失传了吧。

顶贴是种美德。。顶顶顶上去*-015

每逢赶集或者年节，我和韩大民等几个朋友便去庙前看变戏法，拉洋片的。从外地来的江湖艺人，围个场子就逗猴子上杆，要不拿根铁棍猛击自己头部，只见铁棍变弯而表演者却安然无恙。一阵锣鼓响过以后，使有人端着盘子面对抻长脖子围观的人要钱：诸位老少爷们儿，有钱的帮个钱场，没钱的帮个人场。拜托啦。接着就有人往盘子里扔硬币。一般是绕场一周，运气好的时候硬币落到盘里里会叮叮当当地响个不停，运气不好时，也收不了几个钱。我们小孩子没钱，见此情景，急忙钻出人缝就跑了。
  不过也有看热闹跑不了的时候。记得我七岁那年，在春节前夕，我自个儿跑到向阳商店前杨柳青年画的摊子前看年画。三挤两挤便被一帮从乡下来的赶集人包围了，那时我身高大概只有一米二左右。就像一棵小树苗被一片高大密集的森林包围了，既看不见光，也挤不出去。周围一片黑洞洞的，用手一推除了肉乎乎的身子就是粗壮的大腿。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突如其来，我非常害怕，便大哭起来，可是没用，没有人理睬我的哭声。正当我陷入绝望之时，忽见人群中出现一条缝隙，一线光亮透了进来。原来是一个大人在往外挤，我也像看到了生的希望，急忙跟着那人拼命往外挤，终于见到了火红的太阳和蓝蓝的天空。回家后把这件事告诉姥姥，姥姥吓得“妈呀”一声，说：傻孩子你要是再出不来，不被挤死，也得被踩死，真是捡了条小命。

八岁那年，我这条小命又差点丢了，那是一天放学回家，肚子疼得受不了，姥姥还以为我是在外着了凉，叫我趴在热炕头上盖上被子发汗。哪知过了半天，不但症状没有消失反而越疼越厉害，当天晚上连饭也吃不下去了。第二天也没有上学，在炕上躺了一天。见病情没有好转，母亲也急了，盼着父亲快点回来，等到第三天父亲才终于回来了。他是医生，见我疼成那样便说：这孩子大概肚子里有虫子了，赶紧去国药店买塔糖去，吃了打虫子。不知是谁马上跑到大德昌药店，买了药回来给我吃了。当天晚上大约八、九点钟，药性发作，我感到肚子不再胀痛而有了大便的感觉。我赶紧喊姥姥说要上厕所。姥姥拿来洗脸盆放在地上说，不要出去了。我弯着腰下了地，蹲了几分钟，肚里一阵剧痛，接着便开始排虫子，几乎是成捆的虫子拧着劲往外爬，把姥姥吓呆了，半个时辰以后肚子好受多了，虫子也排完了。家人大致数了一下，大约有几百条，装了大半洗脸盆。三天以来一直没吃饭的我第一次直起腰来对姥姥说：我饿了。姥姥给我擀了一大碗面条，我一口气都吃了下去。看见我好了，家人全都松了一口气，父亲对我说：肚子里长蛔虫主要是平时不讲卫生，不洗手吃东西造成的，叮嘱我长点记性，以后饭前便后一定要洗手。
从此我记住了父亲的话，养成了讲究卫生的好习惯，一直坚持了几十年。有了我的前车之辙，也引起了父亲的注意，他给其他孩子也吃了打虫药，哥哥和弟弟也排出了虫子。如今想起小时候这次大难不死的经历，我仍然有些后怕。听医生讲，万一让虫子钻进了胆道就得开刀，那罪可就受大了。
  分析肚子长虫子的原因，我觉得与小时候玩游戏有关。那时候小孩几乎没有玩具，男孩子玩的游戏不外是弹玻璃球和煽片子，都是很不卫生的游戏。提到煽片子，是把纸，最好是牛皮纸叠成正方形，以用自己的片子把对方的片子在地上煽翻个为胜，这样对方的片子就归己所有了。煽片子时得找个开阔场地。那时候外面少有水泥地，地面上有很多的浮土，手持片子抡圆胳膊一次又一次地煽下去，尘土飞扬，很多细菌被吸进了嘴里，很容易得病。弹球也好不到哪去，玩前在地上抠出几个小坑，然后轮流弹球，以击中对方玻璃球为胜，这种游戏玩一阵也是两手乌黑，指甲里都是泥，吃饭时再不洗手，能不得病吗？
  随着时代变迁，现在的孩子们不再玩这种游戏了，家里的广播喇叭也变成收音机，看电影变成了看电视，市场上各种玩具应有尽有，有专门供孩子们游戏的场所，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儿童是何等地幸福啊！如今，我已经有了外孙女和孙女，一个五岁，一个四岁，每当看到两个小天使天真烂漫的样子，我就仿佛又回到了童年。这两个孩子都很爱听故事，于是我便模仿当年孙敬修爷爷的语气，给他们讲起龟兔赛跑、大灰狼的故事。再过个把月，2007年春节就到了，孩子们又会长上一岁，我打算给孩子们讲一讲我小时候过春节的故事。那时候是多么渴望过年，多么喜欢放鞭炮，多么喜欢看踩高跷。当除夕夜终于如期而至的时候，伙伴们一起穿上崭新的衣裳，提着小灯笼走街串巷，玩够了回家听广播，一家人一起贴年画，一起守岁，吃年夜饭，分压岁钱。我希望现在的孩子们能够记住自己童年，更加珍惜自己的童年，因为那是一段逝而不往，永远难以再现的时光……

在小学读书的日子
1958年9月，我告别了童年，被送到乌丹二完小读书，开始了为期六年的学习生活。记得那时爸爸、妈妈工作忙，开学第一天是姥姥把我送到学校去的。班主任老师叫刘俊，中等个头，长得并不俊。当老师问我叫什么名字时，我回答时有些局促不安，躲在姥姥的身后，哼哼唧唧说出了翟大光三个字。也许老师没听清，又问了一遍，什么，叫翟永样，这是个什么名字啊？显然老师对这个名字很不满意。不过第二天，上课点名时，老师又把我叫成翟永祥，开始我还以为听差了，而教师分明用眼睛盯着我看。我赶紧站起来回答：到！从此，这个名字一直从小学叫到中学，整整叫了十年。直到1968年下放到花都什农场劳动，大哥班同学于国林、毛树涵等认为哥俩名字不一致不行，硬是当众宣布我今后只能叫翟大光，谁也不允许再叫翟永祥。于是，知青点的同学一致通过。从此，见面再也听不到叫我原来的名字了。
刚入学，感到什么都新鲜，上课时要背着手，见到老师要敬礼，听到钟声要上课，不过很快就适应了这种学习环境。语文课从拼音字母学起，数学从加减乘除学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上学放假；再上学，再放假，转眼六年时间过去了。
在班级，我的功课属于中游水平，语文课较好，数学一般，其它还可以。每到假期，我就把成绩单交到家长手里，然后跑出去玩了。每个学期的成绩单上都有老师的评语，诸如：该同学学习认真，思想进步，能够认真完成家庭作业，积极参加班级组织的活动。但有时贪玩，上课好搞小动作等等。这些评语是根据学生德智体三方面的表现情况写的，每个学生的评语都不同。一般评语前面有各科学习成绩通知单。家长是先看成绩，后看评语。如果考得好，评语自然就好一些，成绩差则相反。我的成绩一般都能使家长满意，因此，没有因为学习成绩太差挨过打。相反，还得到过表扬。
大概三、四年级时，我写的一篇作文还被老师当成范文拿到别的班级讲评，让我好个得意。平时考试成绩如何并不重要，关键是能否考上乌丹一中。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已经感到上学的压力，如果考不上就得回家呆着，那么小能干什么呢？1964年7月考完试我心里也没有底，自己估计语文、数学两科成绩加起来大约在160分左右，能否考上一中呢？为此整天忧心重重。一天我正在院子里玩，听见邮递员叫门，原来是给我送来一张《乌丹一中新生入学通知书》，我高兴得一下跳起来。

按照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目标，学校经常一些课外活动。例如，有时请老红军来学校讲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有时请老贫农上忆苦思甜课，有时组织学生参观四川省恶霸地主刘文彩剥削史展览，有时组织学生观看反映革命斗争历史的影片，有时组织学生去北大庙看历史文物，有时组织学生到郊外野游。由于学生多，老师管理不过来，偶尔也会发生事故。如有一次组织春游时，在奔跑过程中，一个叫刘君的学生被树枝扎瞎了一只眼睛。也有学生暑假去河套洗澡淹死事件发生。
在六十年代初，学雷锋，做好事是一项常年坚持的活动。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交到警察叔叔的手里边，这类好事层出不穷。 有一个雨天，我在电影院门前看见一个老大爷推着一车木头往前走很是吃力，赶紧招呼几个同学上前帮忙，一直帮他推到桥南一个地方。那天风雨交加，浑身湿透了，而我和同学们都十分高兴。第二天得到老师的表扬。在班级，有时帮助同学搞卫生，擦玻璃，抢着做好人好事。这样做，大家认为是应该的，谁也不会不好意思。
对学校组织的文体活动，我也积极参加。我是学校歌咏队队员，曾经在乌丹大礼堂汇报演出。我热爱乒乓球运动，经常在课外活动时在土制的台子前打球。我还喜欢双杠，敢在双杠上打倒立，引得同学们伸长脖子观看。我喜欢摔跤，一般同学摔不过我，有时两个同学也不能将我扳倒。孪生兄弟向志坚、向志强是我们同班同学，他们是我的知心朋友，平时交往甚密。看我有两下子，戏称我为“翟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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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轻飘过~~~~~~~~~·

我还有个要好的朋友，他叫张漠林，是旗委副书记张晓辉的儿子，我经常去他家看小人书。还有个朋友叫姚广仁，也是旗委副书记的儿子，在张漠林家房后住，也经常和我玩。这两个“高干家庭”并不嫌弃我和他们孩子来往，而是欢迎我去，偶尔也吃过饭。还有个叫杨贵清的，是老红军的儿子，有勇有谋，去北大庙偷鸽子从没有空手回来过。在镇郊（桥南十三队），我有个同学叫侯占玉，每逢节假日都去他家玩。他家后院有棵大桑树，我们爬到上边吃桑葚，再不就玩兔子，追着兔子满院跑。每年大年三十，我都会领几个小伙伴去他家玩扑克、放烟花；平时也在他家里写作业，赶上吃饭时间，就在他家吃饭。占玉妈是小脚，个子不高，对我十分和善。见我去了拉着手，往大炕上坐，给我找好吃的，“永祥”、“永祥”的叫个不停。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她仍叫我的老名字，让我听了十分亲切。长大成人后我和侯占玉一直是好朋友，每年正月我都要买上礼物看他家老母亲，几乎从来没间断过。
2005年春节，我还让儿子开车，带着家人去他家拜年，看望八十高龄的老人家。候占玉的父母都是农民，自己也是农民，老实巴交一辈子。侯老汉种一手好菜，早在二十年前便因病去世了。好在去世前，我用借到的照像机为他照了一张照片，当老汉笑眯眯地望着我的时候，我按动了快门，于是一个下巴上飘着银白胡须的老汉就定格在那里。老汉死后，侯占玉将他的遗象放大挂在房间最显眼的位置。这也许是我一生中最成功的摄影作品，也是最有意义的作品。我的老同学侯占玉也是我的文学知音，他写一手好字，我最初的文学作品包括诗歌和小说都是他看过、抄过才送出版社的。他从不恭维谁，不管我是出了书、还是当了局长，对我都是直呼其名，有什么心里话都和我说。我也从来没有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始终称呼他为占玉大哥。七十年代当我最困难的时候，侯占玉将姐姐家的房子，无偿地让给我们住。当我家过年时没有细粮时，他又将自留地生产的小麦磨成面粉，背来一口袋，让我家过了一个好年。占玉大哥前几年日子过得不顺，女儿养鸡赔了数万元钱，连累了老爸，房产抵押给信用社收回顶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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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于二十一世纪初来赤峰郊区租房居住，依靠贩卖水果和蔬菜为生。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我也帮过他一点小忙，但帮的不多。直到前年，我经多方打听才得知他的下落，我们已经相约，俩家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我们已为双方的孩子搭上了桥，相信他们也能像父辈一样，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这些话似乎离题太远。细想一下也不远。如果没有四十八年前的小同学，又哪来如今的老朋友。只是我的老同学好命苦，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闹腾，一向品学兼优在班级学习名列前茅的侯占玉一定会走出农村，干出一番事业。而命运决定他今生只能做到大队会计、镇办敬老院院长，如今的境遇本来是不属于他的，可谁又能够改变这一切呢？
其实，与我们共同敬仰的教师相比，侯占玉也许是幸运的，因为命运坎坷的他毕竟与我生活在同一蓝天下，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阵阵春风。而王老师，他叫王钧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离开我们多年了。他是我们上小学五、六年级时的班主任。平时威严得像个军人，严肃得像尊雕像，亲切得像个慈父的老师将他的62名学生中的17名送到乌丹一中后就改行了。后来调到水电厂工作。九十年代初不幸患重病去世了。但他的音容笑貌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中。
还有一个叫刘玉霞的女老师也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她那年二十多岁，教我语文。我的每篇作文，她都认真修改；我有一点点进步，她都及时给予肯定。当我1961年5月失去父亲时，也给了我更多的温暖和关爱。记得有一次，我没吃饭，她给我送来热乎乎的包子。还有一次，从教室外跑进来，冻得脸通红，她看见了，用手捂我的耳朵，我感动得哭了。教体育的老师叫慈金祥，每次上课都给我们做示范要领，千方百计保证学生安全。他结婚时，我们都到学校看热闹，至今脑海里还浮动着那喜庆的场面。
老师给了我们知识，为我们插上了飞翔的翅膀。我们不能忘记老师，也不能忘记母校。去年还到乌丹二完小转了半天，看见挺拔的教学楼，矗立在昔日的校园中，让我想起过去那一栋栋简陋的教室，还有那难忘的同学们。可惜，“落日已沉西天外，扶桑岂能唤回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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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丹一中今昔谈
前不久，应乌丹一中领导邀请回到母校参加有线电视台首播仪式。目睹一中的巨大变化，使我感慨万千，激动不已。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三十三年前，我怀揣录取通知书来到乌丹一中报到，被分到一年二班。从此便开始了为期四年的学习生活。那时乌丹一中人才济济，如曾教过我的语文老师张汉瑞、陈春年、孙迟、王化录；物理老师周景奎、吴荣宁、陈文余、张伟急；政治老师郭宝珊；历史老师雷希如；化学老师杜福生、苏治平；美术音乐老师齐凤祥、周秀英；体育老师秦永强、林玉昌。他们大多数毕业于国家名牌大学，支边来到塞北小城。也有的教师属于自学成材。例如张汉瑞老师，古代汉语造诣颇深，称得上术业有专攻。1987年获高教职称。他与马宗英老师同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高级知识分子。
作为刚踏进一中校门的学生竟能得到这么多学有专长的教师任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得天独厚的幸事。记得那时老师对学生的功课抓得挺紧；每周都有班会，安排写作业、搞卫生、课外活动等。当时住宿生住在平房里，对面大铺，每个铺上能住二十几个人，十分拥挤。学生们的日常用具都放在床底下。我班有三十多个住宿生，多数家居远离乌丹几十里、上百里的偏僻山沟里。与我们走读生相比，他们的家境都较为困难，其父母节衣缩食供孩子上学。因此，他们十分珍惜学习机会，学习十分刻苦努力。早自习、晚自习几乎场场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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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活动丰富多彩，班级组织踢毽子、摔跤、爬杆、打乒乓球、踢足球、打篮球。有时学校还组织郊游。无非是上北大庙、登西敖包山。那时敖包山很高，经过几十年采掘，已被炸掉半个山头，再也见不到原来面目。北大庙作为清乾隆年间遗留下来的历史文化古迹，里面有很多佛像、经卷，很有看头。学校曾组织参观多次。可惜“文革”中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竟然被破“四旧”的红卫兵烧的烧、砸的砸、卖的卖，荡然无存。一中后院有个大菜园，那时学生按出工天数，还能分到十几斤小米。校园后有个大土包，相传是花木兰的点将台，我们课后常上那里玩耍。为练胆量，也曾学电影上的武士从十几米高的土坎子上往下跳，所幸没有跌伤腿。
我那时身高一米五，在班组里是个十足的小字辈。像踢足球、打篮球这类体育活动是轮不到边的。一般只有身高力大的同学才能入选 。我们只能在操场上大喊大叫，当啦啦队。还有时围着操场练习长跑，直跑得气喘吁吁。在学习上我充其量只能算个中等生，考试从来没有进过前十名，但也没有补过考。要论成绩，语文、历史较好，也肯用功投入。数学最怕学几何，也曾下决心学懂弄通，无奈天生笨蛋，一个定理也没有学会应用。
1966年“文革”风暴骤起，整个校园变得萧条冷落、乱七八糟。校园里墙上到处贴满大字报，班级里拉上横线、竖线，也挂上一张张大字报。上课时连视线都被挡住了。许多受人尊敬的老师一夜之间变成“牛鬼蛇神”，弯腰、挂牌、戴高帽，受尽人身污辱。我因对运动不理解，无意中说了一句对“文革”不恭的话，竟被一同学打了小报告，成了“说清楚”的对象，于是，检查写了一遍又一遍，好不容易蒙混过关。好在那同学半路撤诉，才没弄成政治问题。接着，便是工作组撤出，工宣队进驻，复课闹革命喊得震天响，却硬是没有学到啥东西。到后来书实在念不下去了，农村的打发回老家去，城里的下乡接受再教育。
而今重返校园，沧桑巨变。我真的羡慕坐在教室里读书的学生们。如今乌丹一中已远非昔日可比。八十年代以后相继建成4211平方米的教学楼，3320平方米的宿舍楼，800平方米的礼堂。教学楼前有片宽阔的广场。一座乳白色的师生三人雕塑矗立广场中央。据统计，1963年至1995年乌丹一中共有3001名学生考入全国各地的大中专院校，其中不乏进入清华、北大这样名牌大学的高材生。现任校长马宗英告诉我：除西藏、台湾外，乌丹一中学生遍及祖国各地。还有部分学生走出国门，到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学习深造。可谓桃李满天下。我家弟兄、姐妹五人均毕业于乌丹一中。儿子1991年在一中毕业，女儿还在乌丹一中读书。
三十二年前我在一中读书时班级只能从小喇叭里听到校领导的声音。而今，一中学生坐在教室里就可以通过闭路电视收看中央新闻联播、本校新闻、校园文艺、专题辩论会等丰富多彩的电视节目。作为先进的教学手段，电视授课已成为现实。
乌丹一中变了，变得你难以认出它昔日的模样。坐在来宾席上，面对着摄像机，我感到有许多往事涌上心头，有千言万语要对母校一、一倾吐。我十分怀念那逝去的年华，逝去的梦，如果时光能够倒流，真想一切从头开始……
乌丹一中学生走了一茬又一茬，老师也换了一批又一批。当年教过我的老师，除了张汉瑞、郭宝珊、齐凤祥老师仍在校园里辛勤耕耘外，许多老师已经调走了。可谓天南地北，无处寻觅。三十二年前他们满头青丝，而今已满头飞雪。岁月的年轮在他们饱经风霜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迹。还有的老师已经故去，至今在我的眼前还浮现着他们的鲜活面容，心中还铭刻他们的谆谆教诲。如果他们九泉下有知，那么，他们一定会为乌丹一中成为自治区重点学府而欣喜，一定会为乌丹一中取得的成就而自豪，一定会为乌丹一中的巨大变化而惊叹不已。
啊！母校，你是培养我成长的摇篮，你是万千学子魂牵梦萦的故里，在你四十周岁生日到来的时候，请接受我深深地祝福和崇高的敬礼！
写于1996年7月18日
注：梵宗寺习称北大庙，始建于清雍正十年（1732年），竣工于乾隆八年（1973年），见于《翁牛特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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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纪事
1966年5月，中共中央下发了《五•一六通知》，标志着“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式开始了。
当时，我正在乌丹一中二年二班读书。起初，是由老师组织听广播，看报纸，学习“文革十六条”，接着，校园里和街头上便出现了大字报和大辩论。随着运动的深入，学校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社会上也成立了“火车头”等群众组织。不知从何时起，乌丹地区“革命势力”又划分为两派，一为东方红派，一为红色造反团。东方红派以旗委大院和乌丹一中为主要据点，以俱乐部为主要聚会场所和宣传阵地；而红色派则以拖修厂、供销社、养路工区，乌丹粮库为主要据点，以电影院为主要聚会场所和宣传阵地。双方通过设置在居高点（俱乐部、电影院）上的十几个高音喇叭，昼夜不停地播送革命歌曲和大批判稿件。受大政治气候影响，两派斗争愈演愈烈，从文斗上升到武斗。先作为红色派，后来又成为逍遥派，我经历了校园文革，目睹了两派斗争的整个过程，至今还保留着四十年前的二十几篇日记，现将原文摘录如下：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
近几天来，我们战斗队一开会便因为某种事情争论起来，而且争论的很是激烈，争论不休。我也是其中的一个辩论者，因此，也有点感受。
我认为，这种辩论是群众运动中的一种好形式。其效果势必会使我们懂得一些道理，弄清一些问题。这种辩论，会使我们增长分辨是非，辨别真假的能力，使我们增加智慧、增长才干。这种辩论，对我们来说是有益无害的，它使我们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阻力和困难。
大辩论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一种好方法。今后我一定要在辩论中不断地教育自己、改造自己、提高自己，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统帅自己的行动。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今天，我在整风会上提出了重新改选战斗队队长的意见，大家议论纷纷，只有少数同意我的意见，也有几个不表明态度。白××、周××等三人竟然联合写了辞职书，要摞挑子不干，这一切来得这样突然，使一个很有秩序的会乱了，开不下去，只好宣布解散。
会下，我和同学们交流了意见。大家认为，他们几个撂挑子不干不对，我现在提出改选也不对。有的同学还说我看问题不全面，只看到了缺点，没有看到成绩。针对这个问题，我学习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说：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
一对照自己，我没有进行认真思考就提出了改选队长的建议，因此，使事情僵化了。究其原因，是由于自己看问题的片面性而造成了这个后果。我认为那个同学的看法是对的，自己确实是看到别人的缺点而没有看见别人的优点；只看见问题的非主流方面，而没有看到问题的主流方面。毛主席说：“世界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从单方面看”。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再分析目前我班战斗队的情况，自己认为之所以战斗队乱，    会开不起来，不仅仅是干部的责任，同学们也有一定责任。现在班里无政府主义非常严重，自由散漫成风。倘若不把无政府主义思想根除，改选并非是积极有效的办法，相反会带来坏的效果，会打击干部的积极性。
我看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整风，整顿思想，统一观点，统一步伐。今后，一方面依靠领导核心的积极努力，一方面调动同学们的积极性，就能使我们战斗力大大加强，就能使我们在大方向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得更加紧密，步伐迈得更加整齐。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日
当我闭上眼睛，白天的事情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在眼前滑过。
今天我与几个同学谈了话，深深地感到自己对战斗队的事关心的太少了，对战斗队的同学关心太少了。对战斗队内的一些复杂问题的事物观察、分析得太少了。
我粗略地分析了一下，觉得自己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三个：一是不经常来，对队的事情观察少，分析少；对一些问题，只看到表面，没有看到实质；二是与同学们谈心少，了解不够；三是对客观事物不作深入调查研究，喜欢片面看问题。
总之，就是由于上述原因，致使自己对队里的问题琢磨不清，看不透，好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经过今天的谈话，使我认识到对战斗队不关心是不对的。这样既害了战斗队，也害了自己。
今后，一定要常来战斗队，帮助一些背上思想包袱的人放下包袱，搞好战斗队的活动。对于那些调拨离间，别有用心的人一定给予无情打击！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
今天，我与于德会谈了话，让他谈谈目前形势，特别是征求他对旗联总及红色造反团的看法。他都一一和我谈了，随后又征求我的观点。其实，我对于东方红派和红色派并没有一个肯定的看法。因为自己并没有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也没有到别的组织串联，甚至连大字报也没看，怎能盲目下结论呢？看来自己成了糊涂虫了。今后我不能像过去那样昏睡下去，而应该多关心国家大事和全旗的革命斗争形势，遇事要明确亮出自己的观点，不再搞折衷主义。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经过几天的酝酿，在今天的会议上选出了新领导班子，“全无敌”造反班正式宣布成立。现在学校正处于大联合阶段，今后自己一定要少说话，多做点，处处以革命利益为重，帮助班干部做工作，多找同学谈心，坚决响应党中央复课闹革命的伟大号召，为搞好班级工作贡献出力量。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
今天，旗联总正式宣布解散。红色造反团接管司令部宣布撤销。这一切都出于我们意料之外。
听说“旗联总”的解散是经过支左解放军同意的，解放军坚决支持红色造反团。这两天我团一开会，东方红就来造反，并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武斗现象，打了人，流了血，满街的“抗议”标语刷新乌丹城。每天傍晚街上集聚着许多人群，无非是在谈论一些有关旗联总的问题。每天晚上我都去街上看大字报，没想到也让别人辩了一顿，人家有理有据，辩得我吞吞吐吐，张口结舌，闭口无言。看来，我越来越跟不上形势，被落在后边了。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
今天，我团主持召开了打倒乌某某、打倒王某某，击溃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大会。对我旗走资本主任道路当权派张××、张××等进行了揭发批判。大会期间虽然也遭到一定的阻力和别有用心人的捣乱。但在解放军的有力支持下，终于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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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
今天，我团主持召开了打倒乌某某、打倒王某某，击溃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大会。对我旗走资本主任道路当权派张××、张××等进行了揭发批判。大会期间虽然也遭到一定的阻力和别有用心人的捣乱。但在解放军的有力支持下，终于取得了胜利。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 今天上午向全旗转播昨天大会的实况录音。下午又召开了打倒以张××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击溃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大会。在大会即将结束的时候，东方红派头头，突然闯入会场，于是便发生了严重的武斗，玻璃窗被砸碎，门被捣毁，更严重的是工人、学生、干部互相殴打，把人从以台上扔到台下，从会场内扔到窗外，拳打脚踢，惨不忍睹，这就是5.18流血事件，这就是文革以来乌丹城出现的第一次大型流血事件。经过这次事件，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旗联总的几个别有用心的人就是这次事件的制造者，就是群众斗群众的挑起者，也使我认清了旗联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组织。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他们为什么不听呢？经历这次事件，使我下决心退出原旗联总的红色造反团员“全无敌”战斗队。在这种关键时刻不能再犹豫了，可不能再当观潮派了。要知道观潮者，是得不到革命风暴考验，更得不到革命斗争锻炼的。我要做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不作观潮派。我要做暴风 雨中的雄鹰.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经过几天的考虑，我觉得不是不退为好。我想现在正处在两派斗争的尖锐时刻，说不定那个正确，决不出胜负，再说对有些事情的结论还有推翻的可能。
最近，我没有去学校，也没有参加红色造反团组织的活动，连召开的大会也没有参加。而是整天游游逛逛，无聊极了。
现在自己的思想正处在极端矛盾的时刻，说不定倒向哪一边，不过，经过反复思考，我仍然希望自己留在红色造反团。我认为当前红色造反团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它的予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内蒙“二王”式的人物，指向了我旗以张××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既然是这样，我为什么要退呢？我要在红色造反团继续战斗下去。何时解放军不再支持红色造反团，何时使我真正认识到站错了队，走错了路，否则，一定要干到底。
在这场尖锐复杂的坎坷斗争中，我一定要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队伍一边，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海枯石烂不变心。今后，我要发扬敢想、敢说、敢做、敢闯的革命精神，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的思想，锻炼自己的意志，把自己锻炼成一个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干的革命战士，把自己锻炼成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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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二日
今天下午四点钟，东方红派为了揪出黑司令白××，二王式人物刘××，在旗人武部门前，以绝食方式，进行了静坐示威。我认为静坐绝食并非是中央所提倡的。因为毛主席也教导我们：吃好饭，睡好觉，养好精神干革命，大可不必采取这种极端方式来达到某种目的。
今天，我舅舅、大哥也加入了绝食行列。我真为他们担忧，人武部领导能答应静坐绝食者提出的五个条件吗？，如果不答应，那将发生什么后果？
静坐绝食场地周围站着许多群众，有工人、农民、还有学生的亲友家属，里三层，外三层围个水泄不通。人们都紧张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夜幕降临了。为了让自己的亲人免受风寒，人们送来了牛皮、皮袄、棉被、棉衣来给亲人取暖。
几个小时过去了，马××仍然没有答应静坐绝食者的五个条件。于是东方红战地指挥部对马××下达了最后通谍，限他立即出来表态，而他仍然没有出来。
夜深了，围观群众慢慢散去。我又盯了舅舅、哥哥两眼，也拖着沉重的脚步转身离开那里，心里想，明天又将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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