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效仁 7-23 17:31
推出一批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员、名主持人感言
推出一批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员、名主持人感言 刘效仁
近日河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门聂辰席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建好用好新兴媒体》，指出，根据各类新兴媒体的不同特点，以市场细分为契机，整合优势力量，准确定位，超前谋划，对媒体风格、栏目设计、宣传手段等进行全面包装和打造，努力推出一批有深度的精品报道，推出一批有特色的品牌栏目节目，推出一批人民群众喜爱的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员、名主持人，推出一批有影响的重点网站、手机报等，通过打造品牌推动新兴媒体建设向纵深发展。（2008年07月16日人民日报）。
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员、名主持人，当然还应该包括名新闻发言人。新闻发言人是政府与媒体与群众之间的桥梁与纽带。好的新闻发言人就应该像教育部的王旭明那样，善解民意，及时沟通，大胆言说，释疑解惑。但是王旭民最后改行了。“一个人宁可不崇高，也不能无耻。”前不久，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面对央视镜头再一次“口无遮拦”地直抒胸臆。没有想到，这成了他职业生涯谢幕的精采警句。履职5年之后即将就任语文出版社社长，行政级别提了一级的他，对于既失的舞台只说了四个字：“欲哭无泪。”有记者在博客上撰文称，他的离开“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不管媒体和公众如何评论，“欲哭无泪”四字,委实含蕴了十分丰富的情感要素。（2008年7月19日央视《新闻1+1》、18日中青报）
王旭明五年的职业履历，不仅见证了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制度改革演进的历史，同时，也创造了该职业的一个高峰。最早出现在19世纪初美国的政府新闻发言人，至今已有180年的历史。我国的新闻发布制度起步晚了大约一百年。据学者考证，1912年5月18日下午，当时的国务总理唐绍仪邀集20余名在京新闻记者开了一次谈话会，决定设立“新闻记者招待所”。这算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新闻发布。但长期以来，我们对于新闻实行严格的管控制度，尤其是1976年代，即使唐山发生大地震造成20多万人死亡，我们拒绝任何国际援助，亦不许国际媒体深入灾区自由采访报道。（7月7日《世界知识》杂志）2003年突如其来的严重“非典”疫情，直接推动了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快速发展和完善。至2004年底，政府三个层次的新闻发布体制已基本建立。标志着，中国政府从此开始成为新闻的主动传播者。不仅提高了政务信息的透明度，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利，同时加速了社会民主化的进程，从而改善了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
对于王旭明们来说，日益民主开明的政治风气，为他们施展拳脚提供了宽阔的舞台，同时，新闻发言人作为崭新的职业，实在是一个不断学习，适应，然后才是创造性发挥的舞台。但像王那样富有个性敢于担当不怕批评的新闻发言人实在不多。“中国教育成功论”、“教育买衣论”、“媒体无知论”、“名校生养猪论”……几乎每次，只要他出现、说话，都会被媒体、公众抓住尾巴，大肆批判。既有人称他是给教育部“添堵”的官员，也有人称其为“传声筒”， 媒体曾公开发时评要求其辞职。但不能不说，作为一个有着多年教师经历，并担任过多年新闻处长的王旭明，对新闻传播职业的敬畏感，以及作为公众和媒体桥梁的职业定位，都是值得肯定的。在新闻发言人普遍“少说为佳”，如王旭明所言，“干这一行，能不说就不说，能少说就少说，往往是不说少说低调者才能升官。”在一些政府权力部门和职能机构仍然把“捂”“唬弄”，至今依旧大搞“愚民政策”的潜规则中，王旭明却作为一个“另类”，赢得了媒体的好评和信赖。
这不仅在于， “新闻发言人需要在表达上有足够的生动性，王旭明的话很容易让别人记住。”对国情和政策有较好的握握，对读者心理有贴切的体验。同时也在于，对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理解比较清晰准确，对公众享有教育平等权利的热切期待保持着足够的尊重，不会为了让自己的发言保持严密性而隐藏内心的想法，从而回答得滴水不漏、过于圆润，以至于屡屡“越界”，被媒体和公众抓了“辫子”。尽管部里的同志也屡屡提醒，“王旭明平时表现随便了一些，自己发挥的东西多了一些。”他还是选择了“说”，选择了做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即使面对尖锐的提问，也从来不使用“无可奉告”这个词。
“如果可以在政治体系中有一个合理的安排，像王旭明这样优秀的新闻发言人，其实可以干一辈子”。王旭明就任新职，或许属于正常的工作调整，没有更多的意味。但可以肯定地说，“中国需要千千万万个王旭明，中国实际上只有一个王旭明。”在好的新闻发言人犹如稀有动物的现实情境下，王旭明不得不离开自己热爱的职业岗位，无论从个人情感，还是从公众立场，抑或是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推进中国政府的民主进程来看，都是得不偿失的无奈选择。
有人称，王旭明的离任对于新闻发言人制度有风向标式的作用。我想，在很多官员的立场是政府的，语言也是政府的，往往是不说少说低调者才能升官的现实背景下，是不是暗喻着一种宿命。诚如是，真得要让人“欲哭无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