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都戴着眼镜（女性多为隐形），手指纤细，额头明亮，脚步充满弹性，眼神中混合着成熟和冲动、自信和天真。我们活泼热情偶尔却显出与年龄不相称的圆滑老到，我们乖巧听话有时又固执已见，我们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无师自通地自在穿梭，其灵活程度有时让上一代人惊呼：看不懂了！
我们貌似成熟练达，手指间老练地夹着烟，脸上是做得很像的漠然、疲倦，一副经历了风霜的模样，见面时交谈的是对股指和经济形势的看法。而实际上，毫无疑问，我们还处于青春期末尾，精神上的几何裂变刚刚结束，心理地震余波未尽。刚刚经历的初恋（闪电般的全新感觉）、痛苦（像学泳者没水时的窒息，曾以为那是走不到头的无尽隧道）、失望（在成长的路上抛下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幻想，像蜕掉一层又一层皮，这就叫成熟）、困惑（一次又一次迷失坐标，像被世界丢掉的孩子那样可怜无助），被刚结成的痂皮所覆盖，害怕再次触动，却又不能忘却。
我们就是七十年代出生的那一代。
二
事实上，我们和这个世纪最巨大的存在擦肩而过。在我们蒙昧未开之际，毛主席就已离我们而去，使我们未能聆听他老人家的亲口教导。在我们降生的七十年代之初，正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虽然社会上到处是红色宣传物和口号，但实际上，革命的激情已经消退，由于不断地经历欺骗（特别是当林副主席的座机失事于外蒙古温都尔汗草原之后），社会内部涌动着深深的怀疑主义浪潮。所以，我们恰好错过了本世纪最重大的事件：革命，降生于革命激情过后的萧条时刻。我们的父母在生下我们的同时，已经开始怀疑和思考。事后证明，这一时期孕育的失望和觉醒，正是中国走向不可逆转的改变的重要前奏。这是我们为自己的出生时刻寻找到的重大意义。
一开始，我们就错过了最真诚的信仰。
我们生命中的第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是毛主席的逝世。对此，我们的记忆模模糊糊。据大人说，为毛主席举行追悼大会的那一天，我们几个小孩子在露天会场边缘跑来跑去相互追逐，手里挥舞着几根树枝。大人们在努力哀痛的同时还不得不时刻为我们担心：担心我们跌倒，担心我们扎伤，更主要的还担心我们喧闹起来破坏了庄重肃穆的气氛。在全国人民都沉浸在悲痛之中时，我们这些小孩子却在尽心尽力地游戏，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无动于衷。这是一个极富象征意味的历史场景。关于那个风雨交加的1976年，我们最深刻的记忆是唐山大地震时的紧张慌乱带来的新鲜感。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喜欢西方现代音乐热衷过圣诞节给头发染色整夜蹦迪的一代和革命的中国没有太大关系。事实上，革命的氛围给了我们深刻的影响，我们这貌似非常现代的一代意识深处却有一层不能消除的陈旧底色。
我们在中国现代史上文化最为荒芜的年代里出生，在一种青黄不接的贫瘠文化氛围中度过了童年和少年。在我们童年的街道上，单调呆板的苏式建筑外表书写着巨大的毛主席语录，图书馆里除了毛选、鲁迅全集之外其它书籍寥寥无几。我还清楚记得我的一本儿童读物是批判宋江的彩色图书，那里面宋江被画成一个异常滑稽可笑的形象，扉页上是黑体的毛主席语录：水浒这本书，好就好在投降……我拥有的另外几本儿童读物是我表哥读剩下送给我的。一本是《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六十年代的出版物；《风浪口》，描写江南水乡的一群少年儿童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敌人英勇斗争的故事；《红缨歌》，长白山区一个苦大仇深的贫农家的孩子在土改中机智勇敢地斗争地主，保卫胜利果实；《龙泽》，一个草原小英雄，在长辈的教诲和毛主席的光辉教导下，以高度警惕挫败了地富反坏右分子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破坏活动。这些，就是我十二岁以前所有的精神财富，是我宝贝般的珍藏。这些书我翻来复去读得津津有味，废寝忘食，以致于它们都快被我翻烂了。我被书中的故事深深激动，对穷凶极恶的地主阶级产生了刻骨仇恨，对那些机智勇敢的小英雄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这些肤浅的儿童读物之后我又弄到了一本记述长征的书，还有一套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些人青少年时代的书，我估计这大概是“文革”后首批重版的六十年代出版物。所有的这些书、标语、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父母的正统语言，在我们幼小的、然而已经开始思考的头脑中结出了这样一些果实：首先，这个世界是完整有序的，它在按照马克思和毛主席所揭示的规律运转，世界已经被真理之光所照亮。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所献身。也就是说，我们是为了某种已被揭示的道理所活着，我们必须无条件地克制自己的软弱、动摇和私心杂念，投身于推动历史进步的努力之中。其次，我们的思想里被灌输进了唯意志论的因素。宏伟远大的革命理想要求我们具有无比坚强的意志力，抵御各种危险的诱惑，一有不慎，就有可能被罪恶所吞没。
记得我在读到马克思的生平故事之后，我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困惑。在那本书里，马克思被描述成一个为了人类进步事业而不断自虐的人。他每天的工作就是不断地读书，写书，把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地面磨出了两个深深的脚印，写出了谁读一遍都要累得吐血的《资本论》。这本书给我的印象是一个人活着就要尽最大努力为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做贡献，而要做出这样的努力就好像罚自己干一辈子苦役一样。任何为了自己享受都是可耻的。这使我对人生产生了困惑，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一生下来就得面对这样痛苦的命运。不仅如此，仅仅是这样当牛作马一辈子也许还算幸运，如果你不幸遇到卓娅或者江姐那样的事，那才是真正的考验。当敌人把竹签子一根根地钉进你的手指甲里，或者把通红的烙铁按在你的胸膛上的时候（这情形想一想都觉得难以忍受），你能保证自己不投降不叛变吗？而如果你意志不坚定，经不住这样的考验，你可就完了，身败名裂，掉进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而且，随时有可能被我方的地下人员绑架回去，死在人民正义的枪口下。人生真是太险恶了，险恶得我不断怀疑自己能否有信心光荣地走完它。而当大人们不断地剥夺了我们游戏的乐趣，穷凶极恶地赶我们回去学习，并斥责我们对游戏和美食的爱好为没出息的时候，又加深了我们对于人生的这种悲观看法。但是，作为一个听话的好孩子，我思索再三，最后的结论是尽管人生如此不幸，但伟人们的结论不会错误，我们只能不断地和自己的软弱做斗争，这是我们取得人生幸福的唯一希望。
每个人的体内都生存着无数代人。我说这句话的意思是，通过我们成长初期残留的意识形态的这种影响，我们这一代，获得了和上一代，乃至和中国的五千年传统对接的思维接口。我们的这种困惑和痛苦，正是无数代的中国人所经历过的，幸运的是，我们后来获得了解脱，而他们没有。事实上，在我们的生命初期所形成的这种对人生的看法，正是几千年来无数代中国人人生观的翻版。只不过，那时候，代替马克思和毛主席的，是孔子和孟子。“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天既生了孔子，世界就被他的思想光辉所照亮。后来的人们，生存的意义就在于克制自己的欲望和冲动去遵循天道，“助天地之化育”。这和我们的想法何其相似乃尔！从孔孟时代到康有为到孙中山再到毛泽东及我们的父母，虽然沧海桑田了多少日月，其实所有中国人的头脑都是在这个势能庞大的思维惯性下运转。为自己的生存确定依据，在此指导下安身立命，乃是传统的生命模式，我们不知不觉，在生命初期，也走上了这条老路。
在此，我要提出我这篇文章的主题：我们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上继往开来的一代。以上所叙述的，着重突出了“继往”的含义，在以后的叙述中，你会看到我们从这条老路上偏离，走上了真正现代意义的不归歧路。
1980年以后的精神解冻，注定了我们这种纯而又纯的理想主义只能是生命中淡淡的一抹底色。伴随着我们成长的，是舆论机器日以继夜地宣传包产到户的好处，宣传打破大锅饭，宣传计划生育。我们觉得这些宣传合情合理，用心善良，苦口婆心，无条件地为之折服，并且不明白为什么那些农村妇女竟然不明白这样一目了然的道理，千方百计百折不挠地破坏着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我们开始读到了《我们爱科学》、《少年文艺》、《百科知识》之类的刊物，以及一些通俗的历史读物，在我们智力发育的关键时期，这些读物的出现无疑十分及时，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它们，和正规的学校教育一起，构筑了我们知识结构中最基础、最坚固的一部分。这些极大地促进了我们大脑细胞的分裂，扩展了我们的世界，培养了一些将影响我们终生的基本兴趣。我还清楚记得有一段时间我日夜痴迷于简单的科普实验，制作模型，用试管制煤气，解剖小动物，心醉神迷。我对几何、物理等学科产生了真正的兴趣，被它们所阐发的严谨、精密、无懈可击的宇宙所深深迷住。我们的早期教育也许是中国历史上到我们为止最好的一代。从这一点上说，我们比被称为“知识青年”的兄长一代要幸运得多，比父母那一代（他们多数在农村长大）也要优越得多。不过，这种优越是极为有限的，因为这只是程度的不同，而没有质的差别。无所不包的学校教育，为我们展示的只是达尔文、牛顿、笛卡尔那时的世界，它提供给我们的广度和深度极为有限。在此，我有必要介绍一下自己的家庭。我的父母都是普通干部，所以，有别于知识分子家庭和工农家庭，我的阅读环境应该介于二者之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当我们进入青春期，头脑中出现越来越多困惑的时候，也很难在周围的精神产品中找到合适的消费品。记得1984年左右，我携带着一个日益庞大的精神问题（与当初曾困扰过青年毛泽东的问题类似：人生应该是利已还是利他）走进新华书店的时候，寻觅许久，我找到一本《人生的价值》，书脊上方注明，这是“青工培训教材”。尽管如此，我还是把它买下来，通读了一遍。结果当然是令人失望的。这本书未能解决我的问题。这本书说，个人是否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要同他对人生意义的正确理解联系在一起，要从他对社会所做的实际贡献来衡量。这个简单的论断不能满足我的需要。这是1984年的文化景观。作为这种文化贫瘠状况的又一个例证是这个时候，我迷上了鲁迅的著作。在我家少得可怜的藏书中，相对于马列毛的选集，以及公文写作常识之类的东西，当然那几本鲁迅的著作更为有吸引力。于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非常痴迷地把这几本书读了好几遍，当然是似懂非懂。不过，在我这个时期写的作文当中，都出现了鲁迅的风格，比如“确乎”之类的词屡屡出现在一个小学生的作文中（竟然得到了老师的好评）。不过，在一个少年的成长过程中，接触到一些文化重镇乃是十分重要的，哪怕只有一个。所以，能读到鲁迅，应该是我的幸运，虽然对一个少年好像早了点。
相比之下，更年轻的一代比我们幸福得多。现在的儿童，不但可以从非常丰富的儿童读物中获得必要的知识，还广泛地从现代媒体中接受到全方位大密度的信息刺激。所以，他们显得比同时期的我们智力发育快得多。你经常可以在电视上看到小学生们在摄像镜头前侃侃而谈，条理清晰，头头是道。我的侄子今年刚刚十岁，上小学三年级，和他进行辩论失败的十次有九次是我。不论是什么问题，诸如什么学习方法更好，应该先学知识还是先挣钱，乃至什么样的女孩子才算漂亮，他都能口若悬河，广征博引，多方面多角度简单而有力地向我发起攻击，让我常常口干舌敝，有理说不清。
但是，在八十年代后期，一切不同了。西方现代思潮又一次在中国登陆，并以洪水猛兽的姿态吞没了一切。尼采，弗洛依德，萨特，海德格尔们用他们悲观伤感而富于魅惑力的声音轻而易举地击碎了我们心中那个还没有成型的固定世界。我们轻而易举地被征服，传统的、封闭结构的、理性主义的世界观像见了阳光的残雪，瞬间消亡了。我们不再通过研究世界来确定自己的位置，也就是说我们不再寻找上帝。我们通过自我来创造世界，把自己当成了上帝。“如果上帝不存在，什么事情都是允许的。”虽然丧失了在固定世界的稳定感、安全感、清晰感，但是那种无边无际的自由感正符合了爱好冒险的我们。我们的世界变得混沌一片而又自由自在。我们为自己青春期的叛逆心理和冒险冲动找到了哲学依据。
在八十年代后期，各种年龄的人都在谈论时髦的西方现代思潮。但是，这种思潮对他们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对于成年人，这种思潮对他们有一种冲击作用，是一种侵略者的姿态、杀伐的姿态。老的一代人为捍卫自己坚固清晰的世界观而进行了抵抗，这抵抗是顽固的，甚至不惜采取闭关锁国不屑一顾的下策。而思想更有活力的中青年一代则表现出过分的热情，争先恐后地开关延敌，表现出殖民地性格，不遗余力地用这些时髦的思想来改造自己的头脑。不过，这毕竟是一种改造，有一种不自然的意味，而且由于原来的建筑施工认真基础深厚，改造是一项极为艰难的工程。只有我们，生逢其时，正处于精神领域的开拓初期和这股思潮不期而遇。它们不是通过原著，而更主要地通过某种氛围，某种提示，某种似是而非的语境，和我们心有灵犀一点通，趁着我们的困惑开进了我们的精神处女地，以开创者的姿态占据了我们的精神领土。
于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传统模式的世界观在一代人心中全面瓦解。世界不再是有根有据，而是呈现出多元和混沌的面目。自我，头一次站在了世界的中心，感觉取代理性成为把握自己和世界的依据。我们不再给自己的存在强加上某种价值标准，不再把自己的生命依附在某种先于生命存在的任务之下。我们随心所欲，跟着感觉走，走到哪里算哪里。较真成了一种落伍的风格，我们比任何一代都更宽容，更随和，也更冷漠。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我们这一代人头一次不再赋予自己的生存以高尚的目的。首先，我们没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迂阔空想；其次，我们没有为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而奔走呼号的焦虑和悲壮；第三，我们更没有领导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的伟大志向；最后，我们甚至没有“重建价值体系，寻找心灵归依”，“在张扬自我和理性重扬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中庸”的热情。我们认同人性的平庸，理性力量的有限，不再试图改变世界而倾心于营建自己的世界。我们这一代身上，没有了中国知识分子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政治参与热情和政治敏感心理。独善其身就是我们理解的对社会的最大贡献。
以上，我通过文化氛围的变迁来解释了我们这一代文化性格的形成。这种一维的解释实际上是不全面的，是一种偷懒的做作。在写作过程中我已经感到了下笔的牵强。
实际上，作为文化大革命后期出生的第一代人，我们是在一种普遍的挫折心理背景下成长。我们的父兄，是中国历史上最理想主义的一代。在革命权威的激情感召下，他们形成了最纯洁的思想、最真诚的心灵、最狂热的情感。他们真诚地相信，在革命权威的指引下，他们能左右历史的发展，达到理想的彼岸。为此，他们付出了巨大的真诚的代价。而他们收获的，却是梦魇过后的落寞、疲倦、麻木，还有深深的被欺骗、被伤害的感觉。他们浪费了许多年华，却发现自己一无所获。他们找不到发泄报复的对象，只能拿自己曾经有过的真诚理想来作践，来嘲弄。这种全社会的盲目的报复心理导致了他们矫枉过正的现实主义倾向。他们悲愤而懊恼地宣布，自己再也不相信什么，只相信实际利益。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下长大的。虽然我们没有经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批林批孔，但是我们以儿童少年敏锐的感受力毫无障碍地领悟和接受了父兄的情绪。这就是人类传承中奇妙的地方。通过父兄的言谈和表情，通过自己的一点点历史知识，小小年纪的我们，已经坚定地相信理性的力量是有限的，妄图通过人类的理性去改变世界是可笑的尝试。我们无师自通地选择了实用主义。而父母在家庭教育中对这种倾向的下意识鼓励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我们从小就厌烦标语和口号，我们很早就认识到，物质比精神更实在。出于青年人的优越感，我们十分厌烦父母身上残留的迂腐教条的思维方式和办事方式，因为他们过于拘谨、笨拙而瞧不起他们。我们做事更倾向不择手段，用另一种表达方式说就是更灵活更少限制。我们生来善于钻空子走捷径而较少有道德心的障碍。
所以，八十年代后期形成主流的商业文化被我们迅速认同。按照商业文化的标准，人的价值实现程度，取决于他占有的社会资源的多少，具体地说，也就是财富的多少。我们认为，这不失为这个多元世界的一个简便易行的通用计量标准。在商业文化中，人和人的关系应该由利益来调节。我们一般是从效率标准而不是道德标准来衡量事物。一般来说，凡是有利于提高效率的，就是善的。如果每个人都较好地照顾了自己的利益，整个社会的利益也就得到了协调，而不必有一些人苦心积虑地为了社会而甘愿牺牲自己。“如果你坚持在那危险的不文明的自我牺牲的河水中游泳的话，你为之‘牺牲’的那些人会因为你的努力而情况更加糟糕。相反，如果你把时间花在关照第一号人物（你自己）上，那么你最关心的人将会因你的行为而获益匪浅。”（摘自罗伯特·灵格的畅销书《关照第一号人物》）
因此，我们这一代人也就给中国五千年的道德至上的价值观划上了句号。中国人最根深蒂固的泛道德倾向在我们身上得到根除。我们认识到，道德所能解决的问题实在是极为有限的，在这个剧烈的社会转型期，更需要的是智慧、活力、创造力而不是道德教条。我们这一代中未来的知识分子做学问时崇尚的将是“价值中立”原则，这正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所以说，正是这一点，使我们与以往的中国历史划开了界线，正是这一点，有力地证明我们是转型后的一代，正是这一点，决定着中国走上了现代化的不归之路。http://www.wenyishe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