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说过，语言是交流思想的工具。它为人类彼此间的沟通架起了一座桥梁，通过这座桥梁，我们才能了解彼此的需要，感受彼此的心情，分享彼此的悲喜。

自我认识与他人期望――江天写高考作文之七十九
    一位登山队员，在参加攀登珠穆朗玛峰活动时，因为体力不支，在登到8000米高度时，便停
了下来。后来他向人讲起这件事，人们都替他惋惜，为什么不坚持下去？为什么不再攀高一点？
为什么不咬紧牙关？那位登山队员回答说：“不。我自己最清楚，8000米是我攀登的最高点，我
一点也不遗憾。”
    看了这段对话，我要为那位登山队员击掌喝彩。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他的自知之明和急
流勇退精神。因为登山毕竟不是打仗，不是黄继光堵机枪眼。如果不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就不
应该去冒生命的危险。那位登山队员的回答是有道理的。我们知道珠穆朗玛峰的海拔高度是8848
.13米，那位登山队员因为体力不支，在登到8000米高度时，便停了下来。他是考虑到前方还有
800多米的距离，而这段路程是最具风险的，稍有不慎就可能永远回不来。这样做，不是懦弱退却
而是量力而行。
    登山运动员的自我认识，与其他人对他的期望是不一致的。在现实生活中，自我认识与他人
期望有时一致，有时不一致．这也是正常的．例如诸葛亮派马谡守街亭寄予很大期望，马谡自己也
感觉良好。街亭是关中咽喉，诸葛亮也明白“街亭虽小，干系甚重：倘街亭有失，吾大军休矣”，
可他就是看重连刘备都认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的参军马谡．诸葛亮告诉马谡“此地无城郭，
又无险阻，守之极难”，又让马谡立了军令状，结果是马谡只会纸上谈兵，不听王平等劝阻，执意
上山布阵，还美其名曰“兵置于死地而后生”，没想到被司马氏派兵团团围住，断了蜀军的粮道和
水源，使蜀军不战自乱。诸葛亮用人失误以及马谡的狂妄自大导致街亭失守，已成为大家的共识。
千百年以后，马谡拒谏失街亭，孔明挥泪斩马谡的情景仿佛历历在目。
    可是，如今仍然有人不以马谡为戒，或组织大学生攀登名山，或组织大学生漂流探险，致使一
些年轻的生命之花过早凋零。“登山是人类对自我和大自然的双重挑战，是一项危险的运动，而它
的魅力也正来源于危险。在极限环境中，人们通过战胜自然困难和人性的弱点而升华了生命。从十
九世纪以来，有许多勇敢者把自己宝贵的生命奉献给了莽莽雪山，如上个世纪初，德国队攀登南迦
帕尔巴特峰(8125米)，16人全部葬身于万吨雪崩之中”。可是也有一些非专业的运动员不顾自身的
素质和必备的条件冒险登山。例如2002年8月在西藏攀登希夏邦马西峰的北大登山队5名学生，在冲
击顶峰途中遭遇雪崩，两人遇难，3人失踪。2004年７月3名来自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在贵州
省六枝县登山时发生事故，其中一名清华大学环境系学生坠崖身亡．
    面对一颗又一颗犹如流星般逝去的生命，我常常在想他们到底值得不值得？无谓的牺牲，使母
亲失去了儿子 ，家庭失去了希望，恋人失去了最爱，逝者化作了永恒。又有谁替他们惋惜？如果那
位登山队员在场将作如何选择？我相信他还会在“自我认识与他人期望”之间进行冷静地权衡，还
会说：“不。我自己最清楚，8000米是我攀登的最高点，我一点也不遗憾。”
［此题目系2004年高考作文试题，引文已标出；江天写于２００８．4月15日晚6时］

根 的追寻------江天
   
                                                                             
   大千世界里，有一种最寻常、最不引人注目的事物，这就是根。根的分布遍布天涯在海角，平原山川；根的形状各异，大如巨蟒，小如牛毛。坚韧不拔是根的真实写照。它扎进大地母亲的胸怀里，吸吮着无尽的乳汁，支撑着世间的万物。正因为有了它，才有了生生不息的物种，才有了人世间的繁华。
    默默无闻是根的显著特征。无论是草长莺飞的季节，还是冰封大地的时候，它都能够不动声色，不露锋芒，象阿拉伯地区的妇女用黑纱将自己紧紧的包裹起来，隐藏在地表下面。
    朴实无华是根的高尚品格。它既不嫉妒鲜花芳草，也不眷恋富贵荣华。它不依赖人们的感觉而存在，却能在寂寞的生涯中寻找永恒。
    根的生命力十分顽强。不管是荒凉的沙漠，还是瘠薄的沟壑，它都能找到安身立命的场所。根的性格，既有刚的一面，也有柔的一面，是刚柔相济的统一体。当它们运足阳刚之气，力量之大，锐气之胜，超过无坚不摧的穿山甲；当它们崭露阴柔气质，其软怯娇羞之态，委曲求全之形，胜过随风摇摆的垂柳。
    朋友，你见过黄山的迎客松吧。它以挺拔的树干撑起华盖般的树冠，站立在岩石上，一站就是上千年。它的根须就生长在岩石的夹缝里，曲曲弯弯，一直向岩层下面伸展、伸展-----
    古往今来，在文人墨客的诗文里，很少有人写到根，赞美根。直到近些年，才有人像哥仑布发现新大陆一样，看到根的身上竟然还有美学价值。于是人们一拥而上，开始把艺术的触角转移到地下，接着便产生了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的根雕艺术品。其实，除去人为发现的因素，根也有偶尔露峥嵘的时候。让我们把视线转移到那些水土流失、沙化严重的地区，随处可以看到一些类似裸露的人体一样的裸露的根。她们横躺竖卧，歪七扭八地缠绕在一起，虽然痛苦地扭曲着身体，却牢牢地坚守着阵地。
    根是生命的源泉。对植物而言是这样，对人类而言也是这样。人们常说：黄河、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这摇篮实质上就是“根”。
   炎黄子孙还有一个传统的乡土观念，叫做“叶落归根”。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居住在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掀起了一古“寻根”的浪潮。于是，成千上万的人，不畏山高路远，飘洋过海，回到祖国大陆来寻根。这些寻根者，尽管来自不同的国籍和地区，甚至连肤色、
语言也不尽相同，却有一个共同点，都认为自己是“龙的传人”。在他们看来，月是故乡明，人是故人亲。
    众所周知，菲律宾前总统科拉松、阿基诺承认自己有华夏血统，来中国访问期间，曾带领子女到南方某省一个小鱼村去寻根探亲。
    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将军看了电影《西安事变》后，老泪纵横，思绪万千，曾经写了一首怀乡诗：万里碧空孤行远，故人行程路漫漫。少年鬓发今已老，唯有清风今又返。这首诗委婉地表达了他怀念故土而不能回归的难言心事。联想到张学良将军建立的千秋功业和坎坷人生，谁人能不伤感？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临终前写下了〈〈望大陆〉〉诗：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远不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曾经朗诵这首诗。借此表达海峡两岸人民盼望祖国统一的心情。
    一代名将许世友，身经百战，功勋卓著。他生前对子女说：“我死后就埋在父母墓旁。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活着为祖国尽忠，死后为父母尽孝吧。”在将军病故后，国家领导人尊重他的遗愿，特批将他的遗体运回故乡，进行土葬。其实，唯心主义者也好，唯物主义者也好，他们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信条，叫作“根的观念”。这个根，从广义上讲，可以称作故乡，从狭义上讲，可以称作父母亲人，也可以包括祖坟。
    写到这里，也许有人要问：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你为什么偏偏锺情于根？那么，请允许我这样回答：植物的根，比吐丝的春蚕更富有，比燃烧的蜡烛更具有献身精神。人类的根，是慈爱的母亲，是古老的民族传
统，是爱国者的灵魂。根是伟大的，犹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万物不能没有根，人类与根共生存。
    这大概就是我钟情于根的缘由吧。
    啊，我将永远地追寻你-------根.

乌丹一中今昔谈----江天
前不久，应乌丹一中领导邀请回到母校参加有线电视台首播仪式。目睹一中的巨大变化，使我感慨万千，激动不已。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三十三年前，我怀揣录取通知书来到乌丹一中报到，被分到一年二班。从此便开始了为期四年的学习生活。那时乌丹一中人才济济，如曾教过我的语文老师张汉瑞、陈春年、孙迟、王化录；物理老师周景奎、吴荣宁、陈文余、张伟急；政治老师郭宝珊；历史老师雷希如；化学老师杜福生、苏治平；美术音乐老师齐凤祥、周秀英；体育老师秦永强、林玉昌。他们大多数毕业于国家名牌大学，支边来到塞北小城。也有的教师属于自学成材。例如张汉瑞老师，古代汉语造诣颇深，称得上术业有专攻。1987年获高教职称。他与马宗英老师同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高级知识分子。
作为刚踏进一中校门的学生竟能得到这么多学有专长的教师任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得天独厚的幸事。记得那时老师对学生的功课抓得挺紧；每周都有班会，安排写作业、搞卫生、课外活动等。当时住宿生住在平房里，对面大铺，每个铺上能住十几个人，十分拥挤。学生们的日常用具都放在床底下。我班有三十多个住宿生，多数家居远离乌丹几十里、上百里的偏僻山沟里。与我们走读生相比，他们的家境都较为困难，其父母节衣缩食供孩子上学。因此，他们十分珍惜学习机会，学习十分刻苦努力。早自习、晚自习几乎场场不落。
课外活动丰富多彩，班级组织踢毽子、摔跤、爬杆、打乒乓球、踢足球、打篮球。有时学校还组织郊游。无非是上北大庙、登西敖包山。那时敖包山很高，经过几十年采掘，已被炸掉半个山头，再也见不到原来面目。北大庙作为清乾隆年间遗留下来的历史文化古迹，里面有很多佛像、经卷，很有看头。学校曾组织参观多次。可惜“文革”中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竟然被破“四旧”的红卫兵烧的烧、砸的砸、卖的卖，荡然无存。一中后院有个大菜园，那时学生按出工天数，还能分到十几斤小米。校园后有个大土包，相传是花木兰的点将台，我们课后常上那里玩耍。为练胆量，也曾学电影上的武士从十几米高的土坎子上往下跳，所幸没有跌伤腿。
我那时身高一米五，在班组里是个十足的小字辈。像踢足球、打篮球这类体育活动是轮不到边的。一般只有身高力大的同学才能入选 。我们只能在操场上大喊大叫，当啦啦队。还有时围着操场练习长跑，直跑得气喘吁吁。在学习上我充其量只能算个中等生，考试从来没有进过前十名，但也没有补过考。要论成绩，语文、历史较好，也肯用功投入。数学最怕学几何，也曾下决心学懂弄通，无奈天生笨蛋，一个定理也没有学会应用。
1966年“文革”风暴骤起，整个校园变得萧条冷落、乱七八糟。校园里墙上到处贴满大字报，班级里拉上横线、竖线，也挂上一张张大字报。上课时连视线都被挡住了。许多受人尊敬的老师一夜之间变成“牛鬼蛇神”，弯腰、挂牌、戴高帽，受尽人身污辱。我因对运动不理解，无意中说了一句对“文革”不恭的话，竟被一同学打了小报告，成了“说清楚”的对象，于是，检查写了一遍又一遍，好不容易蒙混过关。好在那同学半路撤诉，才没弄成政治问题。接着，便是工作组撤出，工宣队进驻，复课闹革命喊得震天响，却硬是没有学到啥东西。到后来书实在念不下去了，农村的打发回老家去，城里的下乡接受再教育。
而今重返校园，沧桑巨变。我真的羡慕坐在教室里读书的学生们。如今乌丹一中已远非昔日可比。八十年代以后相继建成4211平方米的教学楼，3320平方米的宿舍楼，800平方米的礼堂。教学楼前有片宽阔的广场。一座乳白色的师生三人雕塑矗立广场中央。据统计，1963年至1995年乌丹一中共有3001名学生考入全国各地的大中专院校，其中不乏进入清华、北大这样名牌大学的高材生。现任校长马宗英告诉我：除西藏、台湾外，乌丹一中学生遍及祖国各地。还有部分学生走出国门，到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学习深造。可谓桃李满天下。我家弟兄、姐妹五人均毕业于乌丹一中。儿子1991年在一中毕业，女儿还在乌丹一中读书。
三十二年前我在一中读书时班级只能从小喇叭里听到校领导的声音。而今，一中学生坐在教室里就可以通过闭路电视收看中央新闻联播、本校新闻、校园文艺、专题辩论会等丰富多彩的电视节目。作为先进的教学手段，电视授课已成为现实。
乌丹一中变了，变得你难以认出它昔日的模样。坐在来宾席上，面对着摄像机，我感到有许多往事涌上心头，有千言万语要对母校一、一倾吐。我十分怀念那逝去的年华，逝去的梦，如果时光能够倒流，真想一切从头开始……
乌丹一中学生走了一茬又一茬，老师也换了一批又一批。当年教过我的老师，除了张汉瑞、郭宝珊、齐凤祥老师仍在校园里辛勤耕耘外，许多老师已经调走了。可谓天南地北，无处寻觅。三十二年前他们满头青丝，而今已满头飞雪。岁月的年轮在他们饱经风霜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迹。还有的老师已经故去，至今在我的眼前还浮现着他们的鲜活面容，心中还铭刻他们的谆谆教诲。如果他们九泉下有知，那么，他们一定会为乌丹一中成为自治区重点学府而欣喜，一定会为乌丹一中取得的成就而自豪，一定会为乌丹一中的巨大变化而惊叹不已。
啊！母校，你是培养我成长的摇篮，你是万千学子魂牵梦萦的故里，在你四十周岁生日到来的时候，请接受我深深地祝福和崇高的敬礼！
写于1996年7月18日
注：梵宗寺习称北大庙，始建于清雍正十年（1732年），竣工于乾隆八年（1973年），见于《翁牛特旗志》。

我的招工之路----江天

人的一生总要经历一些坎坷和磨难，没有一帆风顺的，回想起我的招工之路就是如此。
记得那是1970年夏天，我在花都什农场插队劳动，得到一次招工机会。旗里某工厂招收二十几名工人，给了农场三队一名指标。按当时招工政策，必须具有初中以上学历，下乡年满二年且思想、劳动表现好，经当地贫下中农推荐、选拔、得到场部批准者方可入选。得到这个消息后，我兴奋得彻夜难眠，翻来覆去盘算这件事。在那个年代，摆在每个知青面前的只有三条出路，一是上学，二是招工，三是参军。三者相比招工还相对容易一些。招工就意味着返城，意味着同日思夜想的家人团聚，意味着从此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并告别了封闭落后的农村。对照招工条件，我同知青点的同龄人暗暗做了比较，觉得自己各方面条件都具备，只需过了贫下中农推荐关，自己就会踏上回城路。于是心中默默盼望这一天的到来。
田间地头，当地农工也在议论这件事。在他们的心目中，谁表现好，谁表现差，那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有的农工还私下对我说：你是最佳人选，这次肯定走了。别的条件不讲，单就群众关系这点来讲，我的人缘还是不错的，估计推荐、评议都不成问题。这么一想，我就越发自信起来。
谁知推荐结果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那是1970年夏天的一个中午，三队终于召开了贫下中农推荐大会。主持会议的是大队长孙某。按照正规程序，会议应该有人提名，然后大家评议，经队委会讨论同意上报场部。可孙某却不知为何把一切程序都简化了。他上台就说，这次场部给了一名招工指示，我们队有两个人符合条件，一个是某某某，一个是翟大光。下面举手表决，首先请同意某某某招工的人举手，话意刚落，我环顾四周，有几十号人齐刷刷地举起手臂，不用数也过了半数。队长孙某接着又喊了一声，同意翟大光招工的请举手。只见会场上稀稀落落的又举起十几只手臂。这回不用数也没过半数。于是队长孙某正式宣布：这次招工指标只有一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某某某过了半数，大家鼓掌通过。会场上又响起一片掌声。会议全程不过五分钟。等人们反应过来，那结果已经是板上钉钉无法更改了。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队长孙某就是用如此“民主”的方式，决定了一个小青年的命运。事后有一个要好的农工对我说：“我本来想为你说两句好话来，可谁知根本不给你说话的机会。”若干年后，有人把类似的“民主推荐”称之为强奸民意。可惜伸张正义，为时过晚。偌大中国又有多少人有过如此经历呢？我不过是落选者之一而已。同那些以出卖青春的代价，博取招工名额的知青相比 ，我的遭遇又算得了什么？
不过失去这次招工机会的我，仍然无法想通；平时我一直尊敬的队长为什么用这种不公平的方式对待我？我得罪过他吗？没有。时隔三十三年，我重返花都什农场时终于和他在欢迎酒会上相逢了。彼此热情握手，把盏话当年，可谁都没有提这件事，是他忘了吗？
说实话，这次招工对我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一连好几天，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情绪十分低落。这时有个好心的老农工对我说：小伙子别着急，机会有的是，这次不行，还有下次呢。尽管当时半信半疑，也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只有等待下次机会了。时隔不久，果然又来了一次招工机会。

那是1970年秋季，上级又下达了招工指标。据说这是全民所有制单位，比上次的单位好。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队长没有采取举手表决的方式，而是由生产组提名推荐到队里，再由生产队推荐到场部。一路绿灯，我顺利地过了推荐关，拿到了招工表格，填写完毕后送到了场部。一切顺理成章，如果不出现意外，我这次招工走定了。谁知半路上又出了岔。按理说这个“岔”是好事不是坏事，到后来却没向好的方面转化。
这得从我们知青点说起。那年除了招工外，还有个招生的事。我是招了工而与我同室居住的知青曹利华被推荐上了辽宁省辽阳市邮电学校。我们当年是同时填了表，一个是等分配，一个是等政审。就在表格上报前，曹利华主动找到我要求换表，他说自己当工人，把上学的机会让给我。我问为什么？他回答：你根红苗正，出身好，又好学，你去上学比较合适。而我家姥爷是富农成份，怕过不了政审关退回来，我一听当然高兴，这上学总比招工好。马上到场部找到刘秘书说这件事。他说：这倒不是难事，好办，不过你俩得找场长说同意才行。我们又找到罗景山同志，他立即拍板同意。回头我与曹利华重新填表上报。事情如此发展下去，当然是两全齐美的事。何乐而不为呢？
没有想到，上天又给我开了一个玩笑，一个月后曹利华招工上班了，而我却与上学无缘，名落孙山。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政审时有人做了手脚。记得填写招生表格后，我们四、五个知青还按要求在乌丹进行文化课测试。来此招生的是个姓龚的老师，那年大约四十多岁，带着一副近视镜，待人和蔼可亲，温文尔雅，给我的印象颇佳。那时文化课测试不过是由老师随便提几个问题，答对了就通过了。若不对也没关系。当时他问了些什么，我都忘了，反正都答对了，顺利过关。在等待发录取通知书的日子里，我已经在憧憬校园里的美好生活，期盼这一天快快到来。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我被宣布没有被录取。当我得知这一消息时，龚老师带着他招的新生已经赶到赤峰，第二天就要回到学校了。不知就里的我心急如焚，当天就坐班车赶到赤峰，费尽周折终于找到龚老师下榻的宾馆。我缠着他不放，要问个究竟。龚老师对我还是有好感的，在我的一再要求下，终于吐露了实情。他说：“你不要再问了，这次之所以没录取你是因为你政审不合格”。我说：“我家是贫农，哥哥还参了军，有什么问题呢”？龚老师说：“这次招生，政审十分严格，三代以内旁系亲属也不能有问题。有人打证言，说你姥爷家地主成份，我怎么敢录取你呢”？我说：“不对，这是捏造陷害”。龚老师看我急了，也不再说什么，而是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张纸放在我面前。我拿来一看顿时惊呆了，原来这是一份证言，上面写的是，兹证明：翟大光的姥爷穆荣贵是大地主，情况属实，证明人：孙某某。我看了怒火中烧，跟龚老师说：“这是一派胡言，不足为信。据我所知，我姥爷、姥姥家世世代代是贫农，解放初期还分了两间房子，怎么又成了地主了呢？再说穆荣贵根本不是我姥爷，只不过是姥爷家的一支远房亲属，从不来往，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没有受过他的任何影响，凭什么取消我的入学资格呢？龚老师从我手取回证言材料，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小翟，我是想录取你来着，可是有人打这样的证言，我也是爱莫能助呀！再说，按着规定，这份材料是不允许给你看的，我被你逼的没办法才给你看的。这件事你心中有数就得了，否则我也无法交待呀”。龚老师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我还能说什么呢？万般失望的我，只好告别老师，告别即将上学的新生们回到乌丹家中。家中老人们听完了我的诉说，一个个气得不行。年近七旬的姥姥说：“这个打证言的人太缺德了，我们招谁惹谁了，这个节骨眼下黑手、砸沙子，老天爷不会饶过他，得不了好死。”

时隔多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个人与我舅舅穆洪章碰到一起，同桌饮酒时，孙某某竟然双手举起酒杯对我舅舅说：“我做过对不起你家的事，请你原谅。”那时，他已经失去官职，离休在家。是什么原因，让他良心发现，做出这一举动呢？据老舅讲述，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只要是我家的人入学、参军、提干时，他都是关键时刻，落井下石。我并不是惟一的受害者。好在当年还有几个参加土改的农会干部健在，否则，真会被他的一次又一次证言，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舅舅是否喝了那杯赔罪酒，我忘了问，不得而知了。他又因为什么与我家大人、小孩子结仇？我亦不清楚，反正，他为自己的恶行忏悔了，万能的主啊！你能原谅他吗？
短短数年时间，先后失去两次招工和招生入学机会，对于涉世未深的我来说打击实在太大了。当时还处了一个女朋友，得知我的遭遇后，也没有表示一丝同情，而是露出了分手的意思。万念俱灰的我，对于前途理想已经不抱什么希望，鬼使神差竟然产生了离家出走的念头。于是，我从家中红樘柜里偷了三十元钱，乘车踏上旅途。原本想去女朋友处走走，又改变了主意，以一个落榜之人登门造访，怕得不着好果子吃。只好去大哥处散散心吧！当时大哥已经当兵入伍一年多，他在辽字省本溪市某部文工团当战士。我一没给大哥打招呼，二没给家里打招呼，便悄悄地走了，登上了驶往本溪的列车。经过一夜颠簸，我来到沈阳又换车奔向本溪，几经周折来到大哥部队驻地。
记得那天正下大雪，整个山城银装素裹、烟色迷朦。部队干部战士热情地接待了我。为我安排住宿、打饭、打水。事不凑巧，大哥随文工团出外演出了。我只好等上一天再说。直到第二天，大哥才随之文工团返回本溪，大哥请了假，陪我上街照了像，还去了动物园。又询问了家中的情况。当他得知我这次出门家中不知道时，赶紧发了电报，告知母亲。我利用这次团聚机会将满腹委屈向大哥诉说了。大哥安慰了我，劝说我回到家中找当地组织解决工作问题。如果暂时解决不了，就回到花都什农场接着干总会有出头之日的。晚上，大哥把我送上火车。分手时，大哥在车窗外招手，叮嘱我注意安全。返回家中时心情也好了许多。
见了不辞而别，离家出走的儿子，妈妈没有更多的抱怨，而是四处奔波为我找工作。因为她认定儿子招工、上学都够条件，凭什么别人儿子行，我儿子不行呢？他要讨个说法。她找了生建部，找了知青办，又找了当时的军管会主任马树先，申诉理由，要求安排工作。由于妈妈是军属，上级领导答应可以安排工作。就在我离家出走那天，通知我已经被安排到辽建三团工作，明天就可以开介绍信到红山水库上班。据说是当汽车修理工。得知这一消息妈妈十分高兴，回家为我准备行装。谁知我那时已不见了踪影。待四五天后，我回到家中得知上辽建三团已经不行了，还得等待另行分配工作。家里埋怨我这个节骨眼跑出去，真不应该，是自己把工作跑丢了。我当然无话可说。
好在机会又来了，不知为何那年招工机会特多。大概那年十月份，平庄西露天煤矿到我旗招收井下工人，知青优先录用。我得到这个消息，自作主张报了名。填了招工表。不几天就得知被录用了。妈妈只好为我准备行李，把我送到一辆停在电影院门前的敞篷大汽车上。可就在这时，妈妈收到了一封电报，是弟弟翟大政从海拉苏打来的，自己报名参军，体检合格，应征入伍，征求妈妈意见。妈妈只有三个儿子，大哥不在家，我又要到平庄当工人，弟弟又参军了。谁也阻挡不了，妈妈急哭了，直接找到武装部负责人说：我的两个儿子都入伍了，按政策应该给我留下一个分配工作。正巧部队招兵的干部来家访，征求妈妈意见。他们非常同情这个家庭，答应跟当地政府说说将我留在家中。就这样，我又被妈妈叫下车来，回到家中送弟弟入伍。
武装部领导马树先，觉得母亲的要求合情合理，同意将我留下来重新分配工作。1970年末，我按旗生建部要求，重返花都升农场填写招工表并加盖公章。可谁没料到中途又出了岔。当我办妥一切手续却找不到回乌丹的车等了二天，终于遇到了一辆油罐车，可人家不去乌丹，而是去赤峰。记得司机姓隋，都叫他隋大胖子。经场部刘秘书联系同意我搭车去赤峰，转道再回乌丹。那天下午从花都什农场出发，途经哈拉道口、敖汉旗小河沿到达赤峰时已是深夜十二点钟。人家司机有地方住宿，我却没有着落，连叫了两家旅社，人家不开门。正当在街上游荡时，被联防队当成小偷抓到某派出所询问，苦于走时匆忙没带介绍信，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联防队要留自己在派出所过夜，情急中，想起小时候好朋友韩大民家在赤峰，以前去过两次，故向联防队表明欲去他家居住，同时也可以证明自己身份。在两个联防队员的押送下，终于敲开韩大民的家门，他母亲听出我的声音，起来开门将我让进屋内。至此，联防队员才转身离开。待睡下时一问，才知道已是凌晨2点多钟了。第二天中午，我乘班车返回乌丹。1971年1月历经招工、招生坎坷的我终于上班了。我被当时新组建的电力办公室招收为学徒工，月薪18元。从此，我开始了为期五年的电工生涯。

在小学读书的日子
1958年9月，我告别了童年，被送到乌丹二完小读书，开始了为期六年的学习生活。记得那时爸爸、妈妈工作忙，开学第一天是姥姥把我送到学校去的。班主任老师叫刘俊，中等个头，长得并不俊。当老师问我叫什么名字时，我回答时有些局促不安，躲在姥姥的身后，哼哼唧唧说出了翟大光三个字。也许老师没听清，又问了一遍，什么，叫翟永样，这是个什么名字啊？显然老师对这个名字很不满意。不过第二天，上课点名时，老师又把我叫成翟永祥，开始我还以为听差了，而教师分明用眼睛盯着我看。我赶紧站起来回答：到！从此，这个名字一直从小学叫到中学，整整叫了十年。直到1968年下放到花都什农场劳动，大哥班同学于国林、毛树涵等认为哥俩名字不一致不行，硬是当众宣布我今后只能叫翟大光，谁也不允许再叫翟永祥。于是，知青点的同学一致通过。从此，见面再也听不到叫我原来的名字了。
刚入学，感到什么都新鲜，上课时要背着手，见到老师要敬礼，听到钟声要上课，不过很快就适应了这种学习环境。语文课从拼音字母学起，数学从加减乘除学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上学放假；再上学，再放假，转眼六年时间过去了。
在班级，我的功课属于中游水平，语文课较好，数学一般，其它还可以。每到假期，我就把成绩单交到家长手里，然后跑出去玩了。每个学期的成绩单上都有老师的评语，诸如：该同学学习认真，思想进步，能够认真完成家庭作业，积极参加班级组织的活动。但有时贪玩，上课好搞小动作等等。这些评语是根据学生德智体三方面的表现情况写的，每个学生的评语都不同。一般评语前面有各科学习成绩通知单。家长是先看成绩，后看评语。如果考得好，评语自然就好一些，成绩差则相反。我的成绩一般都能使家长满意，因此，没有因为学习成绩太差挨过打。相反，还得到过表扬。
大概三、四年级时，我写的一篇作文还被老师当成范文拿到别的班级讲评，让我好个得意。平时考试成绩如何并不重要，关键是能否考上乌丹一中。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已经感到上学的压力，如果考不上就得回家呆着，那么小能干什么呢？1964年7月考完试我心里也没有底，自己估计语文、数学两科成绩加起来大约在160分左右，能否考上一中呢？为此整天忧心重重。一天我正在院子里玩，听见邮递员叫门，原来是给我送来一张《乌丹一中新生入学通知书》，我高兴得一下跳起来。

当电工的岁月

　　１９７１年１月，我被旗生建部分配到电力建设办公室工作，当了一名电工。这是一个新组建的单位，王文早是电力办主任（后任赤峰市副市长）。先后分到那里工作的还有曹利华和姜世民、刘荣山，都是下乡知青招工上来的。记得上班那天，单位发给我一件白羊皮袄，一双大头鞋，还有一套电工工具．从此，告别了农村，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上班不久，我和姜世民．刘荣山三人被安排到距乌丹三公里的新板变电所工作．当时变电所正在建设中，主体厂房刚交工，配套工程处于启动阶段．该变电所负责人叫萧栋，三十四岁．还有一个管工程项目的技术人员叫卢正国，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不满三十岁。后来任东北电力局总工程师。萧栋在乌丹是个名人，原在旗粮油厂工作。他心灵手巧，善于钻研，会篆刻．懂书法，靠自学掌握了电工技术，因此被旗电力办调来筹建变电所。
说起办电，在当年是引起全旗城乡普遍关注的一件大事．１９７０年以前，乌丹镇内照明仅靠两台300马力柴油机发电，人们称之为＂电灯工厂＂。因电力供应不足，对镇内居民经常采取限电措施，平时天擦黑亮灯，到２１点就准时停电了。那时有个３０多岁的外线工，人们称之为阎老虎，身背绝缘杆，经常在街头出现，上下杆子，不是送电，就是停电，成了街头一景。不过，也有例外，到大年三十，总要保证通宵供电的。当然，也有限电措施，如：不准使用大灯泡，也不准使用动力设备。否则，被抓住，轻则罚款，重则断电。我家就因违规使用大灯泡照明被阎师夫处罚过。若干年后，我当上了农电局副局长，他成了我的部下，有一次我去看他，重谈往事，大家都笑了。
在变电所施工期间，我们得到萧栋、卢正国的言传身教，进步很快。大家干起活来生龙活虎，很讨两位师付喜欢。而他们对我们几个小徒工要求也是很严格的。每天对工作有安排、有检查，一丝不苟。一旦出现差错，便拉下脸批评，绝不心慈面软。记得有一次，吊装门型横梁，萧师付让我和刘荣山各上一棵１８米的电杆固定横梁螺丝。由于我从来没有上过杆子，心里害怕，穿上脚扣，硬是上不去杆子。萧师付生了气，命令我一次又一次地向上攀登。而我不是半路滑下来，就是爬到指定位置也干不了活。因为心里紧张，腿抖个不停，根本站不稳，又何谈操作？就这样折腾了几个来回，也没能完成任务。萧师傅只好让我下来。当时数落我一通，说：你根本不是一块当工人的料。事后又给我分配了新活，让我每天穿着短裤，钻到油罐里擦拭空油罐。后来又让我当油漆工，我先后刷过变压器、避雷针、龙门架、窗户、门框，几乎所有的油漆活都是我包了。时值夏日炎炎，变压器油和油漆本身就有刺鼻气味，加上日头一晒气味更加难闻，我耐着性子，横下心来要把工作干好，数月后终于完成了任务，也得到萧师傅好评。

当电工的岁月

　　１９７１年１月，我被旗生建部分配到电力建设办公室工作，当了一名电工。这是一个新组建的单位，王文早是电力办主任（后任赤峰市副市长）。先后分到那里工作的还有曹利华和姜世民、刘荣山，都是下乡知青招工上来的。记得上班那天，单位发给我一件白羊皮袄，一双大头鞋，还有一套电工工具．从此，告别了农村，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上班不久，我和姜世民．刘荣山三人被安排到距乌丹三公里的新板变电所工作．当时变电所正在建设中，主体厂房刚交工，配套工程处于启动阶段．该变电所负责人叫萧栋，三十四岁．还有一个管工程项目的技术人员叫卢正国，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不满三十岁。后来任东北电力局总工程师。萧栋在乌丹是个名人，原在旗粮油厂工作。他心灵手巧，善于钻研，会篆刻．懂书法，靠自学掌握了电工技术，因此被旗电力办调来筹建变电所。
说起办电，在当年是引起全旗城乡普遍关注的一件大事．１９７０年以前，乌丹镇内照明仅靠两台300马力柴油机发电，人们称之为＂电灯工厂＂。因电力供应不足，对镇内居民经常采取限电措施，平时天擦黑亮灯，到２１点就准时停电了。那时有个３０多岁的外线工，人们称之为阎老虎，身背绝缘杆，经常在街头出现，上下杆子，不是送电，就是停电，成了街头一景。不过，也有例外，到大年三十，总要保证通宵供电的。当然，也有限电措施，如：不准使用大灯泡，也不准使用动力设备。否则，被抓住，轻则罚款，重则断电。我家就因违规使用大灯泡照明被阎师夫处罚过。若干年后，我当上了农电局副局长，他成了我的部下，有一次我去看他，重谈往事，大家都笑了。
在变电所施工期间，我们得到萧栋、卢正国的言传身教，进步很快。大家干起活来生龙活虎，很讨两位师付喜欢。而他们对我们几个小徒工要求也是很严格的。每天对工作有安排、有检查，一丝不苟。一旦出现差错，便拉下脸批评，绝不心慈面软。记得有一次，吊装门型横梁，萧师付让我和刘荣山各上一棵１８米的电杆固定横梁螺丝。由于我从来没有上过杆子，心里害怕，穿上脚扣，硬是上不去杆子。萧师付生了气，命令我一次又一次地向上攀登。而我不是半路滑下来，就是爬到指定位置也干不了活。因为心里紧张，腿抖个不停，根本站不稳，又何谈操作？就这样折腾了几个来回，也没能完成任务。萧师傅只好让我下来。当时数落我一通，说：你根本不是一块当工人的料。事后又给我分配了新活，让我每天穿着短裤，钻到油罐里擦拭空油罐。后来又让我当油漆工，我先后刷过变压器、避雷针、龙门架、窗户、门框，几乎所有的油漆活都是我包了。时值夏日炎炎，变压器油和油漆本身就有刺鼻气味，加上日头一晒气味更加难闻，我耐着性子，横下心来要把工作干好，数月后终于完成了任务，也得到萧师傅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