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资黄牛"
乍一听，走资派和老黄牛联系起来，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在十年内乱那种黑白颠倒的年代，这又成了事实。花都什农场原来有个老场长，"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下放到三队劳动。据一些老农工讲，他在任时为人正直，坚持真理，能够从实际出发，组织农业生产。例如：实行"包工计件"等一些行之有效的生产措施。这些后来都被指责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文革"中多次受到批斗，戴高帽，游街，受尽人格侮辱。这还嫌不够，三队有的农工竟以这个"走资派"的名字，给一头老黄牛命名。据说原因是这头牛不肯"走社会主义道路"。耕地赶场，挥鞭驱赶指着人的名字骂老黄牛。实际上在我看来，那是一头老实肯干的黄牛，不管怎么打骂，从不发脾气，默不作声地干。
那位"走资派"也恰好在三队劳动改造，人们喊着他的名字打老牛，他耳不聋，眼不花，怎么能听不见，看不到呢？可是他敢怒不敢言，就像那头老黄牛一样，忍辱负重，埋头苦干。是啊！在那个小丑跳梁，黄钟毁弃的年代，他还有什么可讲的呢？我曾经和那位老干部在一组干过活，并仔细观察过他，总觉得他不像坏人。他整天就知道 干活，拔草、耪地拼命向前干。歇工时，他躲在一个角落，或"喷云吐雾"，或沉思默想。他都想什么，我从来没问过，但后来我竟不怕担嫌疑，经常接触他，主动跟他搭话，扯闲篇，居然能扯到 一起。他像老何一样称我小翟，我则称他为老金。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成了"忘年交"。
我招工返城不久，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他又官复原职，获得了重新为人民工作的机会和权利。然而"走资黄牛"这四个字却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深处。

"走资黄牛"
乍一听，走资派和老黄牛联系起来，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在十年内乱那种黑白颠倒的年代，这又成了事实。花都什农场原来有个老场长，"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下放到三队劳动。据一些老农工讲，他在任时为人正直，坚持真理，能够从实际出发，组织农业生产。例如：实行"包工计件"等一些行之有效的生产措施。这些后来都被指责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文革"中多次受到批斗，戴高帽，游街，受尽人格侮辱。这还嫌不够，三队有的农工竟以这个"走资派"的名字，给一头老黄牛命名。据说原因是这头牛不肯"走社会主义道路"。耕地赶场，挥鞭驱赶指着人的名字骂老黄牛。实际上在我看来，那是一头老实肯干的黄牛，不管怎么打骂，从不发脾气，默不作声地干。
那位"走资派"也恰好在三队劳动改造，人们喊着他的名字打老牛，他耳不聋，眼不花，怎么能听不见，看不到呢？可是他敢怒不敢言，就像那头老黄牛一样，忍辱负重，埋头苦干。是啊！在那个小丑跳梁，黄钟毁弃的年代，他还有什么可讲的呢？我曾经和那位老干部在一组干过活，并仔细观察过他，总觉得他不像坏人。他整天就知道 干活，拔草、耪地拼命向前干。歇工时，他躲在一个角落，或"喷云吐雾"，或沉思默想。他都想什么，我从来没问过，但后来我竟不怕担嫌疑，经常接触他，主动跟他搭话，扯闲篇，居然能扯到 一起。他像老何一样称我小翟，我则称他为老金。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成了"忘年交"。
我招工返城不久，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他又官复原职，获得了重新为人民工作的机会和权利。然而"走资黄牛"这四个字却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深处。

自由恋爱
记得有一首歌词这样写的："漂亮的姑娘十呀十八九，小伙子二十刚呀刚出头，如金似玉的好年华呀，献身革命最风流。"插队时，我们这帮小青年最大的不过二十岁，最小的才十六七岁，正是人生的黄金时代。不过，那时除了献身革命外，仍然无法摆脱尘世间那个谁也回避不了的永恒的主题--爱情。那时青年人不像现在这样开放，但是鸿雁往来，暗送秋波之类的恋爱前奏曲似乎已在鸣响。正所谓"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一点蛛丝马迹若明若暗，时隐时现，待发展到瓜田李下，月照河边，那恋情奏鸣曲也进入高潮。
不过那时谈恋爱隐蔽得很，绝无接吻拥抱之类的风流镜头被摄入眼底，充其量不过是你偷着给我送点吃的，我悄悄地为你缝补衣裳之类，"俗气"得很。那时自由恋爱有三种情况：一是知青找知青；二是知青找职工；三是下乡青年找当地青年。据我了解，仅我们三队知青就有十对结下百年之好，占青年点人员50%左右。远的不讲，在我们宿舍的五人就有四人谈恋爱，成功率是100%，后来都已经结婚成家。其中有两对知青找知青；一对知青找当地教师；一对是知青找当地农工。至于他们之间的恋爱故事，当时，曾在青年点广为传播，作为打趣逗笑的资料没少"哨着玩。毫无疑问，恋爱的第三步曲就是结婚，像春种秋收一样，有情人终成眷属。
那时知青在当地结婚，也是一件比较轰动的大事，入乡随俗，吃喜糖，喝喜酒，闹洞房是少不了的。不过也有刚结婚不久就尝到爱情苦果的。插队第二年国家便从知青中招工、招生，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未婚。看到一批又一批知青走上工作岗位，推荐上了大学，许多已婚青年追悔莫及。一些正处在热恋中的知青审时度势，悬崖勒马，不在向往第三步曲。因此，青年点出现了一批老青年，一直等到二十五六岁，走上工作岗位才完婚的。
重返故里
光阴似箭，插队二年一晃过去了。1970年底，我经贫下中农推荐和一批知青一道重返家乡。回乡与下乡时相比，思想上、气质上、身体上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思想上由单纯幼稚向较为成熟发展；气质上多了一些沉稳；身体上增高25公分，成了一米七五的大汉。花都什农场毕竟是我的第二故乡，离别时心情是极为复杂的，又高兴，又惆怅，更多的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惜别情绪。我留恋那块绿阴如画的土地，留恋那条宽阔的大河；留恋那里的人们，留恋那里的一草一木。
回顾过去，人生翻过了难忘的一页；展望前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别了，花都什，大雁落脚的地方；别了，我的第二故乡。然而，不管将来我走向哪里，我的脑海里将永远铭刻着你的名字，连同我那绿荫里的追想。

怀念父亲

我的父亲叫翟国珍，原籍河北省武安县伯延村，解放前只身一个逃到关外谋生，先后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多伦县的药铺打过工，于四十年代末来乌丹大德昌药店当学徒，拉药橱。父亲勤奋好学，虽然只有高小文化程度，却能利用业余时间刻苦钻研中医理论，学有所长，到了五十年代中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公私合营时，大德昌药铺改成国药店，父亲已经转为中医师，成为乌丹城里有名的医生。
解放初期，父亲同妈妈结了婚。同妈妈一样，父亲也是个苦命之人，他父母早亡，家里只有一个叔伯妹妹，在关外有一个叔叔叫翟子歧也是医生，五十年代后期父亲把他从哈尔滨拉来与家人团聚。
记忆中的父亲，瘦长身材，为人和善，面皮白净，广交朋友，善于言谈。上小学时，我时常溜到国药店瞧父亲给人治病。一间大约20平方米的诊室，每次去都有几个人在那看病、拿药或针炙。父亲心地善良，医德高尚，对患者无论贵贱，一视同仁。父亲博览群书，医术精良，不仅能够对症下药，而且善于针炙，许多病人在他的手中起死回生。为感谢他，有人送来了“妙手回春”的锦旗，挂在诊室里。这是患者对他医术的肯定。出于工作需要，父亲不仅当坐堂先生，而且经常出外往诊。遇到急病号，半夜来家敲门，父亲从不借故推托，匆忙穿上衣服，背上药箱就出门。回来时，天已破晓。作为一名医生，父亲救治过的病人遍及全旗城乡农村牧区。每逢年节，菜农往我家送蔬菜，牧民往我家送奶食品。正值困难时期，饥肠辘辘的我们偶尔吃上点营养品。
父亲对子女非常疼爱，从来没有打过我们。父亲喜欢喝酒，每天都要喝上二两烧酒。家中有把锡壶，没酒了就打发孩子们去邻居小铺打。妈妈在地上伺候，每次炒上几个鸡蛋，让父亲就酒吃，我们弟兄几个围坐桌前，大眼瞪小眼望着盘中的食物，父亲毫不吝啬，伸出筷子，每人夹一块送进嘴里。父亲特别爱干净，每在早晨起来洗漱，都花去不少时间。他有一把刮脸刀，常常对照镜子左刮、右刮。我们追着他要刀片，他就把用钝了的刀片掰成两片送给我们当修铅笔的小刀，用起来十分锋利。父亲对我们寄予很大期望，用“光明正大”四个字为三个儿子起名，他希望我们长大后一个当海军、一个当陆军、一个当空军。后来，真的出了两名军人，不过全是陆军。
父亲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一件是他下班后领我去回民饭店吃烩饼，当时在庙前胡同有一家这们的饭店。老板与父亲很熟，聊天之间两大碗热气腾腾的烩饼端了上来。这烩饼是羊肉汤芹菜卤，吃起来香喷喷、美滋滋终生难忘。还有一次，父亲下班后领我去寄卖店买东西，他东转西转，在店内相中一把老式转椅。他说这玩艺挺好，买回去给你爷爷坐。我一看转椅很好玩，高兴得直拍手。拉回家去，爷爷坐上了试了试，乐得眉开眼笑。父亲对姥姥也非常孝敬，每次出差，总在给姥姥买点什么回来。父亲把年幼失去父亲的老舅一直视为兄弟，情同手足，尽管家中子女多，生活困难，却咬紧牙关供老舅读书到高中毕业，如果不是中年早逝，一定会把老舅送上大学。
父亲多才多艺，喜欢读书。父亲去世后，留下了几大箱医书。这些书一直由我保管，到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时，被大哥卖掉许多，剩下来的十几本药书弥足珍贵，有《黄帝内经》、《本草纲目》、《伤寒论》、《金匮要略》、《千金方》等等。文革后期，我曾立志学医，有一段时间钻研中医理论并按图索骥，在自己身上寻找穴位，练习针炙，有时扎出血来青肿一片。因下乡时种水稻得了关节炎，疼痛难忍，我便从药书中找到偏方，自己配药对症治疗，结果差点吃坏了肚子。父亲留下了几本厚厚的学习笔记，这是他上大学进修深造时的积累，凝聚着他的心血和汗水。从日记中可以看出父亲的博学多才，他不仅字写得好，也懂得一点绘画，翻开古色古香的日记本封底，可以看到父亲亲手绘制的兰花和牡丹花。解放初期，乌丹镇成立了一个业余剧团，父亲是主要演员，他还能自编自演节目，会拉二胡等乐器。
如果相信遗传基因的存在，我们多少也继承了父亲的血统，因此尚能发奋图强，立足于世，不过，哥几个包括两个妹妹没有一个能够继承父业，不知九泉之下，父亲怨也不怨？
父亲死于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因下乡往诊途中遭遇车祸身亡，享年39岁，可谓英年早逝。假如不是这样，我相信凭借父亲的深厚功底，广博学识，临床经验，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代名医。然而，现实世界不允许假如存在。假如，埃切尔•居里不是遭遇车祸，也许会同居里夫人再次登上诺贝尔领奖台。古代有个文学家说过：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历史上小人物变成大人物的事例，不胜枚举。不过，一旦遇到不可逆转的突然变故，便会改变人的一生命运，就像一株树苗，如果不是被人拦腰折断，就会长成参天大树。从哲学角度讲，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辩证统一，同样存在于每个人的生命历程之中，一个机遇，可能给你带来好运，也可能带来恶运，父亲运气不佳，扔下了未竟的事业，未成年的孩子，刚到中年的妻子，走向万劫不复的地狱。
我猜想，九泉之下的父母早已相见。只不过“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是啊，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悠悠四十载，凄凄两别情。阳间、阴间大概都有许多事情彼此相告，那么，他们会说些什么呢？

难忘老舅

  老舅穆洪章离开我们已经三年多了。他是患肝癌久治不愈去世的，终年58岁。老舅年长我十岁。是姥姥唯一的儿子，也是母亲唯一的弟弟。
  老舅幼年时便失去了父亲，是姥姥和母亲将他抚育成人。老舅懂得家中艰难，生活十分俭朴，学习非常刻苦。五十年代末，他以优异成绩考上了赤峰二中，并成为班级的尖子生，很有希望考上大学继续深造。谁料到，1961年初夏，我父亲遭遇车祸身亡，家中扔下孤儿寡母计九口人，生活陷入窘境。老舅为减轻家中的负担，主动放弃考大学的机会，而选择了回乡教学。翻开老舅的履历，自1961年高中毕业到1998年退休，教了一辈子书。刚回来时，他与老舅母被分配到解放营子乡当代课教师，一干就是六年。当时，那里的教学环境十分艰苦，教室全都是土屋，部分教室还是土桌凳。尽管条件不好，老舅夫妇仍然十分敬业，终于以优良的教学成绩赢得了师生好评并如期转为正式教师。
  老舅性格内向，平时不爱说话。但是为人谦虚谨慎、老实厚道。我们失去父亲后，就像失去了一座大山，感到无依无靠。举目四望再无别的亲人。因此，把舅舅当成我们的至亲。每当老舅从乡下回来，我们便是欢呼雀跃，围着他要这要那。而老舅也不会让我们失望，有时给每个孩子几角钱让我们去买东西汔，有时牵着我们的手去商店买些橡皮、小刀之类的学习用品。
  文革期间，内蒙搞探肃扩大化，到处揪内人党、牛鬼蛇神。老舅虽然根红苗正，却因有个远房大伯是地主成份而被打成“阶级异己份子”，“漏划地主”给予“揭发”批判。姥姥在家听说此事后十分着急，暗自落泪。我们又无法打电话了解情况。于是，我决定骑自行车去看舅舅。解放营子乡离乌丹100多里路，一天早晨，我带上干粮和水便出发了。那时已是秋天，我独自一人翻山越岭穿行于青纱帐之间，经过七、八个小时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目的地。我骑车先去了学校，若大的院子竟然冷冷清清、空无人影。院内贴着几条白纸黑字大标语，无非是文革中流行的“革命”口号。
  我在办公室未能找到老舅，又打听别人，才知道老舅并未失去人身自由，而是正在接受劳动改造，反省问题。等了许久，老舅终于从一块菜地里走出来。见到我来颇感意外，我见老舅神色凝重、心事重重，没敢冒然发问。老舅简单地问了我几句，便领我去吃饭。吃罢饭，我偷偷问老舅，得知无大事我才放下心来。晚上我骑车过河，直奔三道窝铺同学杨秀清家住宿，又在那儿呆了两天。回来时，自行车在常太沟跑了气，那儿离乌丹大约有六、七十里，无奈，我只好推着车子走回去，到家时疲惫不堪，已是万家灯火。回来后第一件事告诉姥姥老舅还好。
  文革结束后，老舅一家的命运也有了转机，夫妇二人先后调到镇郊学校工作，老舅先后担任过村小教导主任，乌丹二完小副校长，直至离开工作岗位。
  七十年代以后，我们哥几个长大成人，并先后走上了领导岗位。哥哥翟大明、弟弟翟大正在部队提干当上了团职干部，我在地方也被提拔为局长。我的二个妹妹也参加了工作。饮水思源，我们不能忘记老舅一家对我们的关爱。每逢老舅家有大事小情，无论是盖房子办喜事，还是儿子参军安排工作，我们哥几个跑前跑后，尽心尽力，几乎是办一件成一件。我们翟家兄妹与穆家哥几个情同手足，感情很深。记得为送二表弟参军我两下辽宁北镇，风尘仆仆，在所不辞。遇到我家有事，穆家弟兄三个亦是全力以赴，不讲价钱。今年春天老母病重，穆家三兄弟轮流值宿，为老母跑前跑后，送医送药，替我们尽了不少孝心。
  在我的印象中，老舅是一个十分刚强的人。他明知得了肝癌，却从不说绝望的话，直到出现肝腹水、腹大如鼓，也没有失去求生的希望。每次看他，都打起精神与我们交谈，从不谈及身后的事，也没有掉过一颗眼泪。我们一家视老舅为至亲，哥几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竭尽全力想挽回他的生命。可惜当今医术实在无力回天。听说临终前一天，老舅两次提到我，因单位办学习班忙得团团转的我终于抽出时间去医院看他，那是2005年5月27日。第二天上午，接到大表弟传呼得知老舅病危立即赶到医院。当时老舅已经处于昏迷状态，口中喃喃数语，似有话要交待，我和海峰凑到老舅嘴边听了半天也没听清楚。未就家事做任何交待的老舅终于走完了他人生之路，停止了呼吸。
  老舅去世后，二完小的师生排队来敬献花圈，七十高龄的老母在老舅母的陪伴下跌跌撞撞来到医院三楼与老舅做最后的诀别。那生离死别的情景，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老舅生前说过：我们全家都得了翟家外甥的济了，教儿子、媳妇都不要忘记。而我们总认为那是应该做的。至亲至爱的老舅，苦命早逝的老舅，您的外甥，您的家人又怎能忘记您呢？

苦命妈妈的一生

  ２００２年４月３日，对我们一家来说是一个最黑暗的日子，就在这天下午２：４０分，苦命的慈爱的妈妈永远的离开了我们。老太太弥留之际，亲人们都在围在床头，听妈妈吃力地断断续续地作临终遗嘱：“你们都是好孩子，尽了力了”。“我死了，你们哥几个要团结……”，“玉芬身体有病，要注意”。“想法把松涛调回来，帮助他把婚事办了。”妈妈还特别对我说：“你有肝病，可别再喝酒啦！”当时老太太血压已降到五十以下，头脑依然十分清醒，吐字发音仍然清楚。她拉着我们的手，逐个子女做了交待。然后闭上了眼睛。面对生离死别的时刻，妈妈没有掉一滴眼泪。她走得从容、走得安详、走得坦然。身患肝癌久治不愈的妈妈就这样悄悄地走了，让你的儿女亲人何以承受如此沉重地打击？从此以后，我们就永远失去了妈妈。顿时，我觉得天旋地转，莫大的哀痛压迫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两个妹妹哭成泪人，悲痛欲绝。她们一遍又一遍地呼喊：“妈呀妈，你再看我们一眼，你怎么就这样去了！”此景此情，摧人肝胆，铭记在心，永远难忘。
  一转眼妈妈病故快半年了，然而妈妈的音容笑貌却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关于妈妈的往事也一幕一幕的在我的脑海中掠过。
妈妈生于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２６日。二十一岁那年嫁给父亲翟国珍。当时乌丹隶属热河省刚刚解放，正值土地改革时期，我家定为贫农，家中分得了两间土房。这房子离电影院仅二十多米，我们在那儿住了２０多年，直到七十年代中期才搬走，新家也离电影院不远。给妈妈送行那天，当灵车经过此外时，小妹妹大声哭喊：“老妈呀，你再睁睁眼，看看你住了一辈子的老屋吧！”这句话，让我们泪如雨下。

是啊，妈妈的半生在这儿度过，再往北走２００米就是印刷厂胡同。那儿还有五十年代留下来的小土屋，有一间曾经是妈妈做工的机房。她是地地道道的手工业劳动者，当了一辈子的缝纫工。记得小时候，放了学我们便跑进妈妈的机房，看着她把缝纫机蹬得飞快旋转，一双双鞋帮、一条条衣裤在她那灵巧的手中成形。每逢过年，妈妈比往日更忙。六个孩子都等着她做的新衣裳。大年夜，人家都歇了工，而妈妈还在忙碌，直到深夜。七十年代初乌丹镇成立了五•七被服厂，而妈妈成了裁剪师傅，每天忙得团团转。八十年代，妈妈被皮鞋厂聘去做皮夹克，已经六十多岁的老人每天骑车上下班，风里来雨里去从末歇过工。九十年代妈妈退休在家，也闲不住，时常有人来找她丈量衣服，时而戴上老花镜为儿孙一针一线缝制衣裳。
妈妈的一生是勤奋的一生，劳作的一生。妈妈活了七十五岁，按说已是高龄，如果不是万恶的肿瘤，妈妈至少还能活十年。因为瘦小的姥姥还活到八十九岁。妈妈的体质好，本来应该有更长的寿命。然而，命运之神对妈妈过于苛刻，太不公平。妈妈的一生，少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人生“三大不幸”都降临到她的头上。四十年代妈妈失去父亲，六十年代初，妈妈失去了丈夫，２０世纪最后一年，妈妈又失去了最小的儿子。这对于一个女儿、妻子、母亲是何等沉重的打击？

记得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父亲遭遇车祸身亡。当时在南广场开追悼会，妈妈领着我们六个年幼的孩子，站在爸爸的棺材前，哭成一团，那境况是何等凄惨？妈妈拉着爸爸冰冷的僵硬的手，久久不肯松开。当爸爸尸体下葬时，妈妈又哭昏过去。以后数年，妈妈每到清明节都领我们去上坟，她趴在坟前就哭起来没完，一把一把抓坟上的黄土，直到把指甲抓破，鲜血把手指染红了。我们几个十岁左右的孩子，拉不动妈妈，只好大呼小叫，跪下来求她，至今妈妈那悲痛欲绝的哭喊声仍萦绕在我的耳际。
九十年代最后一年，妈妈又失去了唯一的弟弟穆洪章。那是从小相依为命长大的亲姐俩，弟弟走在了姐姐的前头，对妈妈的精神打击，可想而知。有道是祸不单行，接着又发生了更加令人想象不到的事情，老弟翟大正于２０００年初患肝坏死不治身亡。当时怕老太太着急，我们把她瞒得风雨不透，直到一星期后，才由大哥将此噩耗婉转地告诉了妈妈，尽管事先准备了急救药，制订了抢救方案，妈妈还是哭得死去活来。试想，那样一个魁伟粗壮的男子汉，那样一个温暖和谐的小家庭怎么说没了，就没了；说散了，就散了呢？妈妈想不明白，妈妈只能怨恨这命运太不公平。
妈妈的刚强，让我们做儿女的由衷地敬佩，尽管这辈子遭受了一次又一次大灾大难，妈妈都能挺得住，没有倒下。她３５岁守寡，拖累着六个子女，把我们一个又一个拉扯大，操尽了心、受尽了累。妈妈还有着十分可贵的品格，就是深明大义。六十年代末，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下乡，妈妈为孩子的前途着想，一年之内送三子下乡。大哥、老弟自作主张报名参军，妈妈知道后，全力支持。家中没有任何政治靠山，为安排我的工作，妈妈四处奔波，好话说了若干，终于把我留在城里。要知道，国家对军属是有优待政策的，而当时对我家的优待是如此之难。

爱子之心，人皆有之。当初下乡妈妈担心我们年龄小，骨头嫩，身子吃不消，曾长途跋涉五、六百里去花都什农场看望我们。1969年冬季，我因无手套在打场时手被冻伤，肿得像个肉包子。妈妈得知后，连夜赶制了一副皮手套托人捎来。家中来了海拉苏、花都什农场的客人，妈妈总是做好吃的尽心招待。大妹1973年安排到乡下代课，妈妈亲自送到梧桐花乡，千叮咛、万嘱咐。小妹考上大学，在本溪安了家，生活困难，妈妈放心不下，有空就去那住几天。近年小妹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好端端的人突然就不省人事、摔跟头，好几次头破血流。妈妈心急如焚，不顾重病在身，不顾七十高龄，亲自去本溪小妹家中看望并帮小妹做家务。
  平时妈妈有病，很少打电话找我们，能自己上医院就自己去。她知道儿女工作忙，尽量不给儿女找麻烦。妈妈几次病重住院，知道我经常失眠，从不叫我护床。除遭遇人生三大不幸，妈妈还于1998年做过一次子宫肿瘤摘除的手术，虽确诊为良性肿瘤，也令家人十分担心。那时大哥已调回赤峰，由他联系在赤峰２２０医院做了手术，出院后直接送到我家。经过两个多月的疗养，方恢复了健康。谁知，离开我家不久，妈妈骑车去桥南为人介绍对象，途中遭遇车祸，又住进了医院，当时被车刮了一下，幸好透视未见骨折。出院不久，又发现腹部出现肿块，经检查确诊为肝癌。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勤劳一生的老母，可敬可亲的老母高就是这般多灾多难。如今罪恶病魔又剥夺了她的生命。
妈妈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平时喜欢养花。在她的居室和庭院，均有若干盆老人家亲手栽种的花，计有君子兰、令箭、兰草、月季、杜鹃花等等，长期摆放在庭院或窗台上。她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观赏花，浇水施肥，情趣盎然。妈妈生活很有规律，早起早睡，喜欢看电视。老人家儿女多，每年轮流到几家呆１－２个月。大哥、老弟、小妹还领她去过北京，游过本溪水洞，上过北镇医巫闾山，开过眼界。
  回顾妈妈的生平，是勤劳的一生，艰难的一生，特别是晚年，重病缠身，几乎是在病床上度过的。妈妈渴望活着、热爱生活，无论病情如何严重，也没有提过一个死字。然而，生老病死乃是自然规律，谁又能够抗拒？令妈妈欣慰的大概只有这些儿女们，多难的家庭，磨炼了他们的坚强意志；不懈的奋斗，铸就了他们多彩的人生。妈妈养育了我们，以她博大的爱心，以她无私的奉献，以她老黄牛般默默地耕耘。妈妈没有失望，儿女们还算争气，在这个“千帆竟发，百舸争流”的社会，都是生活的强者。妈妈在天之灵始终关注着我们，她对儿孙的关爱将超越时空永无休止；她在我们这个大家庭中，永远是一座爱的丰碑。
妈妈终于完成她的历史使命，永远地安息了，苦命的妈妈是上帝派来的使者，给予了儿女生命，她却走向了万劫不复的地狱，走向了永恒。妈妈是苦难的化身，注定要经历凄风苦雨，与大悲的命运拼死抗争。也许妈妈的悲剧人生感动了上苍，在她的灵魂升天时，突然阴云密布，雷声轰鸣；当她的骨灰下葬时，大雨如注，天地为之动容。我又想起了我的爸爸，也是春天走的，也是安葬时天降大雨，这中间整整隔了四十个春秋。
  这也许是历史上的一种巧合，也许是一种必然。共产党人是唯物论者，从来不信什么鬼神的存在。不过，我倒真的期望，冥冥中有一个天堂，让我们能够穿越时空的隧道，去瞻仰父母，聆听他们的心声。我猜想，英年早逝的爸爸，壮年早逝的老弟大正，苦命夭折的二妹大玲，年迈的姥姥、姥爷，沉默寡言的老舅一定等到了团聚的时刻；我猜想，妈妈仍然是阴间家庭的主心骨，她们也在仰望人间，以她们不灭的魂灵所传递的微弱信息来保佑我们的太平。病魔夺走了妈妈，她再也不会回家。问苍天，我们上哪再找这样好的苦命的妈妈。还我妈妈！

爱子之心，人皆有之。当初下乡妈妈担心我们年龄小，骨头嫩，身子吃不消，曾长途跋涉五、六百里去花都什农场看望我们。1969年冬季，我因无手套在打场时手被冻伤，肿得像个肉包子。妈妈得知后，连夜赶制了一副皮手套托人捎来。家中来了海拉苏、花都什农场的客人，妈妈总是做好吃的尽心招待。大妹1973年安排到乡下代课，妈妈亲自送到梧桐花乡，千叮咛、万嘱咐。小妹考上大学，在本溪安了家，生活困难，妈妈放心不下，有空就去那住几天。近年小妹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好端端的人突然就不省人事、摔跟头，好几次头破血流。妈妈心急如焚，不顾重病在身，不顾七十高龄，亲自去本溪小妹家中看望并帮小妹做家务。
  平时妈妈有病，很少打电话找我们，能自己上医院就自己去。她知道儿女工作忙，尽量不给儿女找麻烦。妈妈几次病重住院，知道我经常失眠，从不叫我护床。除遭遇人生三大不幸，妈妈还于1998年做过一次子宫肿瘤摘除的手术，虽确诊为良性肿瘤，也令家人十分担心。那时大哥已调回赤峰，由他联系在赤峰２２０医院做了手术，出院后直接送到我家。经过两个多月的疗养，方恢复了健康。谁知，离开我家不久，妈妈骑车去桥南为人介绍对象，途中遭遇车祸，又住进了医院，当时被车刮了一下，幸好透视未见骨折。出院不久，又发现腹部出现肿块，经检查确诊为肝癌。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勤劳一生的老母，可敬可亲的老母高就是这般多灾多难。如今罪恶病魔又剥夺了她的生命。
妈妈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平时喜欢养花。在她的居室和庭院，均有若干盆老人家亲手栽种的花，计有君子兰、令箭、兰草、月季、杜鹃花等等，长期摆放在庭院或窗台上。她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观赏花，浇水施肥，情趣盎然。妈妈生活很有规律，早起早睡，喜欢看电视。老人家儿女多，每年轮流到几家呆１－２个月。大哥、老弟、小妹还领她去过北京，游过本溪水洞，上过北镇医巫闾山，开过眼界。
  回顾妈妈的生平，是勤劳的一生，艰难的一生，特别是晚年，重病缠身，几乎是在病床上度过的。妈妈渴望活着、热爱生活，无论病情如何严重，也没有提过一个死字。然而，生老病死乃是自然规律，谁又能够抗拒？令妈妈欣慰的大概只有这些儿女们，多难的家庭，磨炼了他们的坚强意志；不懈的奋斗，铸就了他们多彩的人生。妈妈养育了我们，以她博大的爱心，以她无私的奉献，以她老黄牛般默默地耕耘。妈妈没有失望，儿女们还算争气，在这个“千帆竟发，百舸争流”的社会，都是生活的强者。妈妈在天之灵始终关注着我们，她对儿孙的关爱将超越时空永无休止；她在我们这个大家庭中，永远是一座爱的丰碑。
妈妈终于完成她的历史使命，永远地安息了，苦命的妈妈是上帝派来的使者，给予了儿女生命，她却走向了万劫不复的地狱，走向了永恒。妈妈是苦难的化身，注定要经历凄风苦雨，与大悲的命运拼死抗争。也许妈妈的悲剧人生感动了上苍，在她的灵魂升天时，突然阴云密布，雷声轰鸣；当她的骨灰下葬时，大雨如注，天地为之动容。我又想起了我的爸爸，也是春天走的，也是安葬时天降大雨，这中间整整隔了四十个春秋。
  这也许是历史上的一种巧合，也许是一种必然。共产党人是唯物论者，从来不信什么鬼神的存在。不过，我倒真的期望，冥冥中有一个天堂，让我们能够穿越时空的隧道，去瞻仰父母，聆听他们的心声。我猜想，英年早逝的爸爸，壮年早逝的老弟大正，苦命夭折的二妹大玲，年迈的姥姥、姥爷，沉默寡言的老舅一定等到了团聚的时刻；我猜想，妈妈仍然是阴间家庭的主心骨，她们也在仰望人间，以她们不灭的魂灵所传递的微弱信息来保佑我们的太平。病魔夺走了妈妈，她再也不会回家。问苍天，我们上哪再找这样好的苦命的妈妈。还我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