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忆老弟------江天

  记得去年十月份，我去东部牧区高力罕苏木，晚上住在政府招待所。那是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四周静得出奇。就在这天晚上，我梦见了老弟。这是他去世直到现在唯一的一次梦见他。梦中的他还活着，不过看上去脸色苍白，身体虚弱。他躺在床上，我拉着他的手关切地问身体恢复得怎样？老弟无言，只见两行亮晶晶的泪珠从眼角流出来。那情景历历在目、栩栩如生。我当时好生奇怪，老弟不是我亲手推进火化间的吗？怎么又活了呢？不可能。
是的，理智告诉我说：老弟真的永远地走了，再也不会活过来。
我想起了老弟的生平。想起童年丧父时的他与我们共同度过的艰难岁月。老弟生于1953年4月29日，死那年刚满47周岁。小时候，老弟与我关系甚密，回想起孩提时代的恶作剧，总有他的影子出现。老父去世那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一年，国家闹灾荒，家中闹饥荒。不满十岁的我们饿着肚子上山挖野菜，用来糊口；上地里挖灰菜用来喂猪。有一次，我与老弟跑到河南公路边摘桑葚吃，被护林员逮个正着。幸亏在护林员挨个询问时，我急中生智，大喊一声：天上有飞机！当护林员老毛举目四顾时，我们哥几个已作鸟兽散，逃之夭夭。逃脱惩罚的我们兴高采烈地聚在一起庆贺胜利大逃亡。
家中没柴烧，大人要我们去南山砍柴，老弟虽然小我两岁，瘦小体弱，仍然跟我们一块上山，背柴下山时细麻绳勒进双肩，老弟咬着牙，含着泪将青柴背到家中。于是，家中的土围墙上便晾满了蒿子、甜草秧，那股山上植被发出的特有气味弥漫了整个庭院。秋天，我带着老弟跟随年已六旬的姥姥去搂树叶、捡茬子、翻山药蛋，受尽了苦和累。家中不给零花钱，我们便自力更生搞创收。每年夏季，领着老弟及几个儿时伙伴，一同溜进河南苗圃西十五队庄稼地拔莠子，打成一捆扛在肩上，兴冲冲地赶到集市上去卖，大捆五角，小捆二角。买主无非是镇内送水的几个老头或是过路的车老板。有时，我与老弟还学小商贩弄点西红柿卖，进价五分，卖价捌分或一角，每斤挣3至5分差价。那时，老弟提篮叫卖，我来掌秤，兼讨价还价，着实学了一番商品交易。到了冬天，我和老弟还上山搂柴草，在街上拾驴马粪，晒干了用来烧炕取暖。
除为维持生计而劳累外，我们也有童年的欢乐，少年的追求。记得上小学时，我和老弟经常走进少郎河边的柳树林或河南苗圃的一片大树林，带着铁制夹子和弹弓去打鸟。鸟儿能叫得上名来的有十几种，诸如：红蓝靛颏、 柳叶眉、石腊子、溜溜球等。用夹子捕鸟要有耐心，首先要到墙根扒了虫子放在夹子上，然后再选择隐蔽处放置夹子，当贪吃的鸟儿一踩动机关便自投罗网，逮个正着。至于用弹弓打，那只是下策，重者打死了，轻者已很难存活。有时，我还领老弟跑到北大庙去偷鸽子，去几次无功而返。后来一个同学送给两只鸽子，老弟与我视为至宝，精心饲养，终于放飞，谁知竟一去不复返，让小哥俩大失所望。每年春天，我们与邻居孩子一起放风筝，其形状以七星、三星、蝴蝶居多，“才得吹嘘身渐稳，只疑远赴蟾宫”在那儿放飞理想，放飞希望。

每当夏季炎热天气，我领老弟和儿时伙伴便溜入少郎河洗澡。那时，桥南有两处河湾可供洗浴。一般水深齐腰，遇到锅底坑也能没颈。为了躲避父母的追踪，我们事先编好谎言，然后约定会面地点，便脱得一丝不挂跳进河里。有一次，我领老弟和几个儿时伙伴去洗澡，总觉得有些不安，担心家人来找，于是，下水前，我将一条短裤挂在河边柳条丛中，以防万一。不出所料，大家正洗得起劲在水中打闹时，一个中年妇女匆匆赶到河边。她二话不说，把放在岸上的所有衣裳堆在一起，抱起来就走人。大家一看都傻了眼，眼睁睁看着康母将衣服抱走。当时，我们已经是十五、六岁的半大小伙子，没有衣服怎么回家？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之际，我不慌不忙地游到岸边，从树丛中摸出裤衩，得意洋洋地挥了挥，要求大家镇定不要发慌，然后跳上岸去，穿上裤衩一口气跟到康家。康母虽然捧着战利品，却仍然不依不饶，一路上张三、李四骂个遍，气冲冲回到家，将所有衣裳扔在炕上，锁上门，便找人通报情况去了。我尾追其后，趁她没有觉察到我的阴谋，一个箭步飞上窗台，推开天窗，钻进屋里，将所有衣物一并抱走。待各路家长大会师怒气冲冲追到河边时，我和老弟等人已经实现“战略转移”隔岸观火。想想看，此举能不把娘老子气死。当然，回家后免不了一顿胖揍。
随着年龄增长，我和老弟逐渐成熟，于是各立山头。儿时伙伴也分成二伙，一伙以我为着，一伙以老弟为首。游戏的项目也花样翻新，有时到河边打土坷垃仗；有时到树林里捉迷藏，有时在街里打爆竹仗，各路诸侯争雄，互有胜负，难分高下。
1966年文革风吹进校园，当时老弟念初一，我念初二，大哥念初三。学校停课闹革命，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后来分成两派，一派叫东方红派，一派为红色派。我家哥仨分成两派，大哥和老弟为东方红派，我则加入了红色造反团。因政治观点对立，双方打起了派仗。解放军来“支左”，不知道支持哪哌才对。因为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左派”，并声称“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于是，在江青“文攻武卫”口号的煸动下，文斗上升到武斗。东方红派以俱乐部为据点，红色派以电影院为据点，楼顶上各安了十来个大喇叭，昼夜不停播放革命歌曲和大批判稿件，闹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在家中哥仨也时常辩论，不过谁也说服不了谁。后来，武斗升级，双方由扔石头、抡镐把，发展到真枪实弹，大打出手。1967年发生的震惊自治区的“12•20事件”，一次打死十七人。那时，我家就在电影院楼下，四周埋设了地雷和炸药，我们有家不敢回，只好搬到西门外一个朋友家去住。老弟和我都脱离了革命组织，当起了“逍遥派”。文革大串联时，我和大哥、老弟一同到北京，与千百万红卫兵一起，荣幸地受到毛主席的检阅和接见。

1968年9月，我们哥仨作为知识青年又积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到农村牧区插队劳动。我和大哥去了花都什农场，老弟去了海拉苏三道蒿嘎查。老弟下乡那年不满十五岁，妈妈不让他去，而他执意要下去锻炼。妈妈说服不了小儿子，只好为他准备行装。与老弟同时下乡的还有部分上海知青，人家是大城市下来的，有优越感，有的不仅瞧不起乌丹知青，还依仗人多势众欺负人。有一次，几个乌丹知青黑灯半夜到河里摸了几条鱼，刚拿回来就被几个如狼似虎的上海知青抢走。小哥几个痛哭了一场。还有一次，一个上海知青以为他年幼可欺，打了他一巴掌，老弟不甘受辱，拿起一根扁担与之拼命，那知青一看不好惹便逃之夭夭。以后，无人再敢惹他。下乡第一年，我曾利用回家机会，专程去青年点看过老弟。这些事，都是他告诉我的。
1970年，在牧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老弟已经长成1.78米的男子汉。他不仅学会了蒙古语，而且还被推荐到公社当上电影放映员。这在知青中，是个令人羡慕的美差。老弟不辜负领导的重托，认真钻研业务，很快掌握了放映技术，经常下各生产队和放牧点放映电影，给广大牧民带来欢乐。有一次，我下乡到海拉苏镇时提起老弟，人们还记得他。就在那年冬天，老弟的命运又有了新的转机，他响应党的号召，应征入伍，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得知弟弟参军的喜讯，我为之高兴，他是继大哥参军后（1969年入伍），我家为部队输送的又一名军人。当时部队干部来家访，妈妈表示同意送子参军。不过妈妈也向人武部领导提出条件，请求把我安排到原地工作。领导觉得这个要求不过分，爽快地答应了。于是本来组织决定安排到平庄煤矿当井下工人，已经打好行李整装待发的我，终于以等待分配工作名义留在了乌丹。毫无疑问，是老弟的命运改变了我的命运，使我走上了另一条人生轨道。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吧！

老弟入伍后，干得挺出色，不到两年时间使入党、提了干，穿上了四个兜的绿军装。据我所知，同老弟一同入伍的翁旗籍战士一百余人中只有三名战士被提拔为干部，老弟是其中之一。他没有任何靠山，完全靠自己的努力，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迈上副团职干部领导岗位。老弟当过班长、排长、副连长、连长、副营职助理员、处长，完全是按照邓小平的“台阶论”上来的。他在部队干了23年，直到1993年才转业到地方工作。老弟部队驻地在辽宁省西丰县的一个深山沟里，那里环境较差，条件艰苦，他把青春年华全部奉献在那里，而他无怨无悔。本想在军营继续干下去，谁知资历和声望都该顺理成章提拔为正团职干部的他却阴差阳错与机遇失之交臂，刚满四十岁就转业到铁岭市公安局工作。
老弟在部队是团首长，兵多将广，前呼后拥。而转业到地方就不然了。刚到公安机关工作得熟悉业务，暂时不安排职务，刚干时的确有些不适应。干了一段，老弟终于调整好心态，凭着自己的工作实力竞争上岗，当上了支队办公室主任、副支队长。老弟在铁岭市公安局一共干了七年，他主要负责刑侦工作，与社会上的不法分子做斗争。那是一个特殊的战线，随时面临殊死搏斗，有时会付出生命的代价。铁岭市公安局有一个在全国大名鼎鼎的局长王立军，他的事迹曾被写入一本书，叫做《铁血警魂》。
王立军当过十四大代表，这是一个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让敌人闻风丧胆的英雄。老弟在他的直接指挥下侦破了多起大案要案，给社会恶势力以沉重打击，人民群众拍手称快。1999年秋，老弟回来探家谈起他所从事的刑警工作，无论节假日，也无论白天黑夜，只要有事，随时出动。有时为抓获一个犯罪分子，要连续几天忍饥受冻、蹲坑守候；有时千里奔波去追捕逃犯，顾不上休息；有时要深入街道农村进行调查取证工作。用老弟的话来说，干这行就得玩命干。
后来，听弟媳说：老弟于1999年末感到身体不舒服，劝他去医院检查，他以工作忙为由一直推拖不去。2000年春节那几天，他很少回家，不是在单位值班就是外出执行任务，直到累得起不了床才去了医院。实际上老弟对自己的病情早有察觉，而他为了工作却隐瞒不报，终于一病不起。我认为说他是累死的一点也不过分。
2000年春节刚过，突然传来老弟大正患肝病住进医院的消息。我当时未太在意，以为不过是一般肝炎，住个十天半月就会好起来。谁知，三月初便得知老弟并非一般肝炎，而是肝坏死病情危重。得知此事，我大吃一惊。家人紧急磋商后，决定由大哥带队赶赴沈阳探望老弟。同行者还有我和表弟2人，大妹、小妹及两个妹夫已先期到达。3月19日上午我们冒着大雪赶到沈阳第六传染医院。老弟正坐在床上吃饭，打过招呼以后，我和大哥仔细询问了老弟病情，看上去，老弟脸色发黑，眼睛发黄，精神状态不佳，饭量尚可。不一会，护士喊大正去医疗室做“血液透析”，两妹夫手推活动担架将老弟推到医疗室治疗。
趁此机会，我和大哥、妹妹、妹夫及弟媳家亲属来到医生办公室了解病情和治疗方案。主治医姓赖，向我们详细介绍了大正病情，并一再提醒，大正病情十分严重，估计半个月之内是危险期，随时可能出现胃出血、肝昏迷，应当有精神准备。问及恢复健康可能性。答曰：不到百分之一。事实就是这样残酷，不管你接受还是不接受。老弟做完“血液透析”回来，我们又回到病房。大哥代表全家将五万元医疗费送到弟媳晓辉手里，我说：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把你的病治好。大哥又说，以后病好了，就别干了，办个退休手续回赤峰安家吧！老弟说，身体恢复了还要接着干点工作，不打算退休。怕累着，没有跟老弟更多说话。临别时，我对老弟说，过几天我去香港，回来再看你，安心养病。老弟与我轻轻拉了一下手说，你放心去吧！临行我回头又看了老弟一眼，没想到这就是永别。后来听妹妹讲，为亲情所动，我们走后老弟哭了。
3月20日我乘飞机到北京，当天下午打电话询问老弟病情，他说，没事，感觉好多了，你放心地走吧！3月21日下午6时便得知，大正开始大量吐血，生命垂危，正在抢救。深夜大哥打来电话：抢救无效，老弟大正已于11：40分咽气。我的脑子轰的一声，一片空白。又拿起电话，询问妹夫静波、志强，才知大正于晚七时已处于肝昏迷状态不省人事，现在正穿衣服。哀哉老弟，痛哉老弟，正如大哥所言，你何其命苦！
3月22日我从北京飞回沈阳，下了飞机坐上铁岭市公安局专车直奔铁岭。当时，大正遗体已运回铁岭市放置一医院太平间。我们先奔老弟家，侄儿松涛跪在地上，哭着把我们迎进屋。家中设灵堂，放大的老弟照片，默不作声地立在门前桌子上，门外传来阵阵哀乐。一想到老弟再也不会与亲人说话，再也不会回到这个本来属于他的家，悲从心起，潸然泪下。以后便是与前来探望弟媳晓辉的铁岭市公安局王局长一行商量老弟后事，弟媳晓辉提出四条要求，王立军局长一一照允。第二天，送老弟上路，葬礼十分隆重。起灵时，由六名身穿礼仪服装的公安干警肩扛棺木，缓步送上灵车。送灵时，一辆警车开道，警笛长鸣，灵车紧随其后，若干车随之，绕城一周后开赴火化厂。在那里组织了上千人参加的追悼会，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铁岭公安局一副局长致悼词，对翟大正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
我无论如何也忘不了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将老弟大正遗体推往火化间那一生离死别的时刻，家人泪眼相送，二个妹妹当场哭昏了过去。那撕心裂肺的哭声至今响在我的耳畔。我始终守在大正的灵前，他是穿着警服走的，脸色凝重、眼窝深陷，似乎处于深度睡眠状态。当遗体推进火化间时，我又为弟弟正了正大盖帽，轻声说：老弟，你放心走吧。
去年，我梦见老弟，他还活着，只不过相顾无言，泪如雨下。其实，老弟真的死了，悄然地告别人间，亲人寸断肠。

姥姥辞世周年祭-----江天

  去年的今日，慈祥可亲的姥姥带着对人世间的无限眷恋，带着对儿孙辈的几多企盼，毅然奔赴黄泉，离我们远去了。
姥姥病重期间，我曾多次到床前探望，也曾请医送药，以至于老人家对我说：“你算是尽到责任了”，这句是姥姥对我的最高奖赏。姥姥没有文化，大字不识一个，也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名字。她老人家讲的“责任”无疑是指“孝心”而言。然而扪心自问：我真的尽到责任了吗？
姥姥弥留之际已经不省人事，眼睛睁得圆圆的，却失去了光彩；嘴巴张得大大的，却发不出声音；喉咙呼噜呼噜直响却喘不过气来。姥姥骨瘦如柴，脸色蜡黄，没有一丝血色。那天夜半姥姥病危，已经给老人家穿上了寿衣，目睹姥姥抽搐的四肢和极端痛苦的表情，我的心里难受极了。尽管家人一再说姥姥不行了，我还是坚持跑下楼去找医生，前后不过二十多分钟，当我带着医生和急救药品匆匆赶到舅舅家里时，却听到了家人的嚎啕大哭，我明白：姥姥已然咽气，时间是1992年4月2日早晨7点10分。
我跪在姥姥的灵前，双手捧着她老人家那青筋突兀尚有余温的手，禁不住心生悲哀，泪流两腮。我俯身姥姥的耳边，轻声地呼叫“姥姥，姥姥！您怎么这么快就走啦？您到底没有等到大夫来呀！您再睁眼看看我们呀！”
姥姥是那样安详，那样平静。她老人家双目紧闭，连嘴唇也微微地合着，对我不再理睬。直到此时，我才真切相信，姥姥已经化作永恒。
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真真切切。那生离死别的情景摧人肝胆，刻骨铭心，永世难忘。
人死了便不能复生，但姥姥的音容笑貌却永远活在我的记忆中，无论是儿时的情景，还是旧时的故事都是难以忘怀的。
我从小就在姥姥身边长大，兄妹六人我排行第二，也许因为长得丑的缘故吧！姥姥总是袒护我，疼爱我。小时有个肚子疼病，姥姥生怕我着凉，每晚总是为我温被窝。放学后去野外玩耍，回来晚了，总有热饭在锅里。暑天偷着去河里洗澡，姥姥打发人去河边寻找……
姥姥在家中就像一位老菩萨，既照看你，又照看他，把一片爱心献给了我们全家。我们兄妹六人都是姥姥带大的，连同舅舅家的三个表弟，共带大了九个孩子。后来除我二妹因病夭折外，其余八个均已长大成人。
姥姥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是无私奉献的一生，多么像吐丝的春蚕倾其所有，温暖他人；多么像燃烧的蜡烛，耗尽自己，照亮别人；多么像永不知倦的老黄牛，默默耕耘，悄悄倒下。
如果有朝一日，我家撰写家谱，姥姥将占有重要的一章，沉重的一页。

姥姥的一生是艰难的一生，坎坷的一生。她少年丧母，中年丧夫，老年丧子，本已尝遍人间之大不幸，偏偏命途多舛，又把灾灾降临到母亲头上。我母亲三十五岁便失去了丈夫，我十岁那年便失去了父亲，姥姥五十四岁那年又失去了女婿。当时我们兄妹六人，最大的哥哥十一岁，最小的妹妹才三岁。
  我永远忘不了1961年5月16日那个凄风苦雨的夜晚，父亲遭遇车祸身亡。噩耗传来，全家男女老少哭作一团。姥姥和妈妈遭此惨祸，又勾起了旧日的创痛，更是呼天抢地，悲痛欲绝。
父亲去世那年才三十九岁，正值英年。父亲名叫翟国珍，是乌丹城里有名的中医，医德医术俱佳。他是在下乡往诊的途中去世的，因此被组织上定为因公死亡。父亲是家中的顶梁柱，他撒手尘寰，抛下一门老小，境况之凄惨，令许多旁观者潸然泪下。
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家中仅有十几斤小米，每天靠吃青菜度日。从此，姥姥与我母亲同命相怜，共同挑起了这副九口之家的沉重担子。
家中没吃的，我们便提着小口袋跑到山上采野菜，捋树叶，姥姥再把他们弄成吃的，塞进我们饥饧辘辘的肚子；家中没有烧的，我们便背着纤子去南山割甜草秧、草苜蓿当柴烧。看到我们那被压得红肿的肩膀，老人家心疼得用手揉，用毛巾敷，迫于生计，又不得不打发我们上山。
那时姥姥还吃农村粮，她在东园子生产队劳动，还有二分菜地作自留地。这块地夏天种麦子，秋天种白菜，年年如此，所得不过几十斤的白面，腌一缸酸菜。我们小哥几个担起了浇园子的差事。那时生产队没有机电井，只有一台破水车。推起来吱吱嘎嘎作响，水量却不大，遇到旱天，需用三四个钟头才能把园子浇一遍。因浇地时人多，有时得起五更爬半夜到地里去，才能占上班。因我们那时年纪小，力气小，迫使年近六旬的姥姥同我们一道推水车。
待到秋天，姥姥又带我们去南苗圊、公路边搂树叶，捡茬子。干这活也得起早贪黑，姥姥是小脚，一步挪不了半尺，却抱着一把大扫帚，在树林时扫来扫去，一扫便是大半天，直至累得头昏眼花，腰酸腿疼，而我们则是边干边玩，干的是装树叶，背麻袋的轻活。每年冬季，我家都在贮存下几十麻袋树叶，用来生火做饭。
家中人口多，穿衣是个大问题。记得每年刚立秋，姥姥就开始动手给我们兄妹几个缝棉衣了。她戴上老花镜，穿针引线，缝完这件，又缝那件。她老人家时而坐在炕上，时而跪在坑上，时而弯着腰，在一块布上左画右画，横叠竖叠，生怕瞎了布料。因此总是精打细算，做着上件，想着下件。除了做衣服，老人家还要做饭、喂鸡、喂猪，每天忙得团团转，待到上冻时才忙完衣裳。过年时，姥姥打开了红樘柜，把做好的棉衣一件一件地取出来，再给每个孩子换上。我们穿上了新棉衣，拿上鞭炮，欢天喜地跑到外面去玩，直到此时，姥姥那疲惫的脸上才露出笑容。
姥姥协助妈妈理家，也管教我们。但她很少打我们，实在气急了骂上几句，我们听了也是不痛不痒。姥姥心地善良，为人谦和，同邻里的关系处得很好。我那时淘气在外面打架惹了祸，人家找上门来，姥姥便吓得不知如何是好，直劲给人家说好话，赔不是。轮到我们在外面吃了亏，她总是安慰我们，告诫我们少惹事生非。由于姥姥的言传身教，我们兄弟几个没有一个学坏的。
姥姥这辈子最大爱好就是看戏，最爱看京剧，有时也看评剧。记得六十年代乌丹镇有一个剧团，时常上演一些老剧目，诸如《十五贯》、《铡美案》、《白蛇传》等等。每逢有戏，姥姥必看，我那时是老人家的贴身随从，看戏时注定带着我作伴。我们看戏从来不花钱，那是因为沾了舅爷的光，他那时是剧团的门卫，只管抬抬手，我们就进去了。待到戏台上锣鼓一响，姥姥便精神起来，她有滋有味地抽着烟袋，看了一折又一折，随着剧情的变化，姥姥时而情不自禁，时而唏嘘不已。直到月明星稀，夜阑人静，我才领着姥姥转回家去。
姥姥有两样宝贝，一样是银镯子，一样是火镜。前者经常戴在手上，后者常用来点烟袋。这火镜姥姥不让我们动怕弄坏了，可不管她藏在哪里，我们都有法子找出来。几个孩子围在一起，看我在阳光下聚光取火，直到把一张张白纸烧成许多小洞洞，冒出缕缕青烟。就算被姥姥碰见，也不过骂句“败家子”了事。可是后来不知为什么，姥姥的火镜不见了，我竟从来没问过此事。不过，我总觉得火镜的失踪，大概与姥姥戒烟有关。

记得1982年以前，姥姥嗜烟如命，不吃饭可以，不抽烟可绝对不行，每年都要抽上十几斤旱烟。每天无事时她便拿起一支大烟袋，越有心事越抽烟。有一次出于好奇，想过过烟瘾，便偷着吸了一口，谁知被呛得鼻涕眼泪俱下，只好作罢。父亲是医生，深知吸烟的坏处，曾多次劝姥姥戒烟，可她老人家不听。终于有一年因吸烟过多导致肺气肿，烧得昏迷不醒。老人家被医生从鬼门关拉了回来，才大彻大悟，下定决心不再抽烟。这样一来，立见奇效，一连几年，姥姥不再咳嗽、气喘、吐痰。不过几十年养成的习惯，一朝去掉，实在并非易事，可以想见，姥姥硬是凭着自己的毅力克服了难捱的烟瘾，果断地扔掉了烟袋。于是，姥姥又多多活了十年，她老人家没有白信科学。
姥姥是清朝光绪年间生人，经历了中华民国、伪满洲国和今天的太平盛世。作为中国的一名普通劳动妇女，她几乎活了一个世纪。她经历了几个朝代，饱尝沧桑巨变，世态炎凉。抚今追昔，她认为当今世道最好，她老人家坐过勒勒车，坐过毛驴车，也坐过吉普车；她老人家住过土房，住过瓦房，也住过楼房；她老人家看过拉洋片，看过旧戏，也看过电视，然而姥姥却从来没有离开过这块土生土长又土埋的地方。不要说京城，就连赤峰街也未能进去开开眼，这不仅仅老人家的遗憾，也是子孙辈的遗憾。
姥姥这辈子经历过大悲，也经历过大喜。苍天终于有眼，让她看到了这些光景：她亲手抚养起来的外孙、孙子们都已长大了成人，有的参军，有是提干，有的就业。有的金榜题名，扬名千里；有的立功受奖，喜报频传。我家共出了两名团职干部，哥哥翟大明、弟弟翟大正分别是中国人了解放军某部上校军官和中校军官。屈指算来二十年光景，我家兄妹五人，舅舅家兄弟两人先后成家立业，共办了七宗婚事。她老有家共得了六个重外孙，一个重孙孙。于是街坊邻居都羡慕地说：“姥姥是老寿星，一辈子积德行善，终于得来好报应。”
缅怀姥姥的一生，“因果报应”之说似乎不无道理，而我则更倾向于探究世事变迁、生死祸福、人事沉沦的偶然和必然。
姥姥辛辛苦苦劳累了一辈子，没有留下什么积蓄。也许她老人家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就在逝世前一个多月掏出装在内衣兜里一个布包包交给母亲，母亲数了数共六十五元钱。姥姥授意母亲将其中三十五元钱分给七个重外孙和重孙子，当压岁钱。口中还念念有词：“五七三十五，每个孩子五块钱。”古老的小九九，从这位行将作古的老人嘴里说出来令全家吃了一惊，当时还作笑谈，至于孩子们在领取这非同寻常的“压岁钱”时哪里懂得老人家的深意！这五元钱是留作永久纪念的，可是没有一个孩子留下这五块钱。
姥姥终于去了，她是在农历二月三十，清明节的前两天去世的，享年89岁。姥姥已经闯过了七十三、八十四等几个人生的险要关口，却还是没闯过九十这一关。她老人家去世前已经在病床上躺了半年之久。姥姥不愿生病，因为她懂得再也的医生也是医得了病，医不了命；姥姥不愿死，因为她懂得阳间和阴间的天壤之别；姥姥不愿意离开我们，这里有她的亲生女儿、儿子、外甥、外孙子……红红火火的一大家子。姥姥也想到了死，但她老人家，死后不想火化，只期望占一口早已打好且停在西厢房的棺材，完尸完埋。可是，这么一点遗憾也未能实现。未实现是因为现实不允许，诸多的生者为死者选择了另一种归宿。
出殡那天，风和日丽。人们惊叹；你老人家竟选了这么个好日子！可又有谁知道，你在九泉之下对如此的安葬是怨还是不怨？
作为您最亲近的外甥，我将抱憾终生，那就是在您生命最后的日子我未能在您的床前尽孝。您去了，我又力主火化，违背您的遗言，难道这也算尽到“责任”了吗？
陶渊明有诗云：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是啊！死者长已矣，生者何心安。抚今忆昔，感慨万端，凝神静思，下笔千言。一阵阵哀思如潮涌，却抵不得姥姥的恩重如山。一年前，我曾将这篇祭文放在姥姥的坟前焚烧，谅她老人家已经聆听到我的心声；谅她老人家已经宽容了我的不孝；谅她老人家已经含笑于九泉。
人死如灯灭，这句话是姥姥生前经常说的。我觉得生者对死者的最好纪念，就是让死者的形象永驻亲人的心头。唯此，才能让死者的在天之灵得以安息。
阴间和阳间毕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在这阳光明媚，万物复苏的季节，在这生死离别三周年后的今天，我又驻足那座荒草覆盖的坟前，让我以笔代祭，遥祝姥姥在天之灵圣安吧。
写于1993年4月5日清明节，1995年4月1日再次修改
注；此文原载一九九四年出版的北京《东方文艺》第五期

布日敦诺尔一日游

                  -----《翁牛特风光》电视系列片解说词

在内蒙古翁牛特旗境内有一处风景优美的旅游点，叫做布日敦诺尔。这儿既有蓝天，又有碧水；既有沙漠，又有草原。放眼四望，远方的青山环抱着这片神奇的土地，飞扬的思绪把你带进遥远的时代。
七月十八日上午，布日敦诺尔迎来了一行尊贵的客人，他们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戏剧部主任高坦，制作部编辑马彩芬和高级记者张贻力夫妇。他们在工作闲暇之余来到内蒙古草原观光旅游。陪同前往的有市电台台长姚选忱，副台长东生  文艺部主任晨光；翁旗旗委常委、旗委办公室主任季彬，副主任郭云河，旗广播电视局局长翟大光，副局长张瑞民等人。
旗广播电视局特派出文艺部主任，萧易携摄像机随同前往。他录下了一组组凝聚着欢乐和友谊的镜头。
小憩片刻，大家走出蒙古包，漫步走向草滩环绕的湖泊。
一路上，客人们兴致勃勃地问这问那，不时停留在水草丰美的地方摄影留念。
中央电台戏剧部主任高坦对草原上的白骆驼特感兴趣，有人拉她与骆驼合影，可惜那只白骆驼懒洋洋地卧在地上不肯起来。
客人们来到湖边茅草盖顶的小亭，等待游艇来接。不一会，两艘游艇从湖中快速驶向岸边。大家上船坐好，船工启动马达，小艇突突地吼叫着，翘起船首向对岸沙丘驶去，船尾激起一串串欢乐的浪花。
人们坐在快速行驶的小艇上，凉风迎面扑来，顿觉心旷神怡。
大约十分钟功夫，小艇驶近沙丘码头，大家依次上岸，高主任一行干脆脱下了袜子，光脚走在软绵绵的沙丘上。夏日的骄阳把沙子晒得滚烫。客人们说说笑笑竞不在乎，光着脚丫奔向沙丘顶上的凉亭。
凉亭是一个制高点，站在那里可以将周围景色一览无余。当气喘吁吁的客人们拿起汽水瓶边喝边谈时，那种回归自然的喜悦和赏心悦目的惬意无法形容。这种感受是长期生活在大都市的人们难以体验到的。当摄像机把镜头对准湖里光着臂膀，穿着泳装戏水的人群，你会发现，赤峰电台文艺主任晨光也在其中，考虑到他的体态丰满得难以入镜，只好忍痛割爱，留下惊鸿一瞥了。
时过中午，人们留连忘返，汽艇又载着游兴正浓的客人驶向对岸。
对岸草滩上的马棚里已备好各色乘骑。高主任、马彩芬、张贻力夫妇等依次骑上马背，他们笨拙地效法着马背上的民族，信马由缰，优哉游哉，潇潇洒洒走一回。
瞧，张贻力似乎有点功底，双脚一磕马蹬，那马便跑了起来，远远看去多少有些草原骑手的影子。比起他来，小傅的胆子就小多了。这是骑术上的两极分化。不过，人家毕竟是夫妻，终于殊途同归，比翼双飞。
该吃饭了，客人们余兴未尽，漫步走回蒙古包，也许天随人意，刚才趴着的骆驼竟然站立起来。北京的客人为此兴奋不已。
大家争先恐后，走向那只白骆驼，以它为背景咔咔按动快门，留下一张张亲密的合影。
当走过一片芦苇地时，看到几匹马在那儿悠闲地吃草，有人提议，全体合影，于是便有了你我他的一幕又一幕。
听，旅游点的大喇叭正播放着草原上的歌曲，蒙古包里一片欢声笑语。
片刻功夫，蒙古包里摆上了丰盛的宴席。主人安排了热气腾腾的全羊和当地产的奶酒，用蒙古族最高贵的礼节欢迎来自远方的朋友。
旗委常委、旗委办公室主任季彬代表旗委、旗政府举杯致祝酒辞，向来宾表示最热烈地欢迎，最诚挚的问候。席间，旗委办公室副主任郭云河、旗广播电视局局长翟大光、副局长张瑞民等人依次向北京来的客人敬酒，蒙古包里洋溢着热情友好的气氛。
  为助酒兴，赤峰电台副台长东生一展歌喉，唱起了蒙古族长调，一曲《蒙古人》唱罢，引发了满座掌声；文艺部主任晨光能歌善舞，充分展示了一个蒙古族艺术家的才华；中央电台戏剧部主任高坦应晨光之邀，与之对唱了草原情歌《敖包相会》。席间，两位蒙古族少女与一位马头琴歌手应邀进入蒙古包。他们身着节日的盛装，代表主人向北京、赤峰来的客人敬酒、献歌，并以蒙古族最隆重的礼节向来自远方的朋友献上洁白的哈达。
马头琴歌手，拉起韵味悠长的马头琴，他边拉边唱，如诉如泣的琴声倾吐着一个民族苍凉而又古老的历史和动人的传说。
兴趣所至，客人们也捉刀代笔，滥竽充数地拉上一番。
歌声、掌声、琴声、笑声、碰杯声交织在一起，至此，把宴会气氛推向了高潮。
此时，蒙古包外，又下起了蒙蒙细雨，这丝毫也没有冲淡客人们的酒兴，因为下雨天就是留客天嘛!
高主任深有感触地说：草原的天真蓝，草真绿，水真清，人真美，空气真新鲜，只有来到这里，才找到了一种回归自然的感觉。真想再看看草原的夜景是什么样。
雨过天晴，傍晚时分，高主任一行步出蒙古包来到湖边草甸子上。夕阳西下，玫瑰似的晚霞染红了天际，绿茵茵的草地挂满了露珠，恰在此时，东方的天际出现了一道彩虹，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
对于草原上的人们来说，彩虹的出现是一种吉祥的象征，它预示着风调雨顺，牛羊兴旺；对于远方的客人而言，它又像一座友谊的桥梁，它连接着北京和草原，预示着大家的友谊地久天长。

煮饺子时两个锅同时煮 ，满屋子热气腾腾，一片欢声笑语。节日气氛很浓，那是一种大家庭的气氛，一种团结和睦的气氛，一种同甘共苦的气氛，下乡知青的友谊也在这种气氛中加深了。毫无疑问，是共同的生活和命运把我们凝聚在一起。

生　活　的　尴　尬

  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的阅历也逐年丰富起来。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的生活
水平和生活方式也逐年提高和有所改变。特别是近十年来，有许多见所未见、闻所未
闻的事物悄悄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稍不留神便会陷入让人当成“土老冒”的尴尬境地。令你哭笑不得。这里。笔者仅将亲身经历的几件生活琐事曝光于读者，借此告诫
已经步入文明社会的人们莫学“陈奂生进城——不懂西洋景”。
尴尬之一，不会放洗澡水
记得1995年以前．单位正在艰苦创业阶段．进京从未住过50元以上的宾馆，不
是住地下室就是住偏远的小旅店，这样的地方很便宜．一般不会超过30元钱。直至公元1997年春天，上级业务部门下文件组织进京参加“国际广播电视器材博览会”，我才有幸住进国家一流的大宾馆——五洲大酒店。因为是集中安排食宿，每人每天住宿费150元。坐一夜火车，旅途劳累，头一次住这样的高级宾馆总得洗个热水澡吧!于是我脱了衣服便钻进卫生间。坐在浴盆里，动手拧水龙头，谁知拧了半天一滴水也未出来，我好生奇怪，刚才翻看《旅客须知》明明说。二十四小时匀有热水嘛，难道大酒店也骗人不成?当时北京已过了取暖期、卫生间无暖气，冻得扯了块浴巾披在身上，打算仔细研究一番。你看，到底是大酒店，水龙头也与众不同，小旅店自来水管是圆嘴龙头，一拧便灵，而这大酒店是扁嘴龙头。左拧右拧不出水。看着那个拧半天不出水的扁平的丑陋的鸭子嘴，我心里动了气，用力往上一一掰它的大嘴岔．居然“哗”的一声流出了一股水，“哦，原来窍门在这呢!’'我恍然大悟。我又抬头看看淋浴用的喷头。一个默不作声的圆像伙．似乎在嘲笑我的愚笨。我站起身来握着它的脑袋左转右转就是不出水。“哦，原来是聋子耳朵——摆设”。于是，我死心塌地的坐在浴缸里准备放水泡澡。这时一低头视线又碰见了两个水龙头上方的一个圆玩艺。这是个什么东西?我好奇地用手提了一下，谁知不知哪来一股冷水劈头盖睑浇在脸上、身上，浑身打了激灵，起了一层鸡皮疙瘩。用毛巾擦干眼睛一看。才知道那个圆玩艺是个喷头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