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战临近尾声的最后几个月里，日军将领山下奉文率部在菲律宾吕宋岛的崇山峻岭中进行最后的殊死抵抗。与此同时，数名日本皇室成员在附近的山洞里加紧指挥隐藏于战争中掠夺来的财富。对于即将战败的日本来说，藏匿这些财富至关重要――如果日本在军事上输掉了这场战争，拥有这些财富，日本则在经济上没有输。监督执行掠夺和隐藏这些“战利品”的是裕仁天皇的兄弟秩父宫雍仁、三笠宫崇仁和表兄竹田宫恒德。这一计划被称为“金百合计划”。




　　因为担心战败后日本本土会遭到攻击和占领，掠夺来的财富会被“充公”，所以给这些财富找一个休眠地显得十分必要。除运回国内并主要藏于皇宫的部分外，有些虽被故意制造的沉船事件沉于海底，而大量财富只能藏于陆地，于是日本选择在菲律宾建造了175个“皇家藏宝金库”。为了减少秘密的传播，同藏宝一起埋于地下的是数以万计的劳工、战俘，甚至是日军的官兵以及工程师。以后的半个世纪里，凭着蛛丝马迹，一个“山下黄金”的传奇在局部地区被人们传得沸沸扬扬。

　　而这一离奇、邪恶、恐惧事件的目击证人，便是日本皇族主持菲律宾藏宝的竹田宫亲王的贴身菲籍男仆——本 维尔莫雷斯。日军费尽心机，却百密一疏，在执行计划时留下了一个活口。出于偶然萌生的同情心，竹田宫在遂道爆炸之前，把本叫出了遂道，使他拣了条命，并被竹田宫委以重任——藏匿175张“皇家藏宝图”，待来日交还与他或日本皇族，除此之外谁也别给。但是本却……

　　1945年9月2日，接到国内通知后，山下奉文向盟军投降，随后被关入监狱。山下被指控犯有战争罪，但审讯期间没有公开提到日本抢劫财富的问题。从山下的口中得到宝藏的埋藏地点显得不太可能，他的司机小岛少佐便成了突破口。经过拷打，10月初，小岛终于招供，并带领负责拷打他的美藉菲律宾情报官员去了几十个藏宝处。其中两处很容易被打开了。所有知道这件事的人，从将军麦克阿瑟到总统杜鲁门，对藏宝处埋藏的财宝以及数额都惊愕不已。

　　于是，出于不便明说的各种动机，日本掠夺亚洲巨额财富的秘密被掩盖了下来。令人震惊的是，这笔财富既没有归还原属国，也没有作为战争赔偿给予受害者，更没有沉睡，而是不断被发掘，最终落在了掌握实权的各国政脑的手里，成为一些政客无限的资金来源，用于秘密行动而不留下任何痕迹。就这样，这笔从亚洲12个国家掠夺来的积累了几千年的巨额财富变成了带血的“黑金”，催生了世界政坛上一些不可见人的丑恶……

为什么“金百合计划”的实施者均为日本皇室成员？
为什么战争临近结束时，日本皇宫以及重要的工业设施没有毁于美国的轰炸？
为什么对二战时日本掠夺亚洲财富没有公开的史料记载？
为什么有些日本人虽败犹荣？
为什么战后日本经济复苏如此迅速？
为什么最讲人权的美国没有让自己受尽苦难的战俘和劳工从日本那里得到任何赔偿？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如果作者只是写了一部现代版的“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的故事，那么为什么他们会遭到恐吓？
在战争中暴露贪婪本性的某些日本人，难道真的会让这笔不惜牺牲道义上的声誉换来的财富永久藏在地底？

许多人对我们说这本书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一定要出版。但接着又告诫我们：如果出版了，我们可能会遭谋杀。一位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在看完书稿后说：“我希望他们能放你们一条命。”他不需要再往下说“他们”是谁。

　　二战期间日本掠夺亚洲的财宝，并秘密存放于美国银行的事，同瑞士银行秘藏纳粹掠夺的犹太人黄金事件紧密关联，揭露这两者的秘密都十分危险。吉恩·齐格勒（Jean Ziegler ）是瑞士的一位教授和国会议员，他在《瑞士、黄金和死者》一书中，揭露了50年来官方的“健忘症”。1998年，他在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就瑞士银行业存有犹太人财产一事作证，之后他被瑞士联邦检察官卡拉·d. 庞德（Carla del Ponte）指控犯有“叛国罪”。这一指控有21个银行家、商务律师和一些极右政客参加，他们中许多人是一些瑞士大银行的股东。他们指控齐格勒是一些犹太组织的同谋，这些犹太组织在向瑞士勒索巨额钱财。

　　许多人因为在贪欲面前保持道德操守而遭到迫害，齐格勒是其中一位。克里斯托夫·梅里（Christophe Meili）是瑞士联邦银行的警卫，他在美国参议院委员会，就他从瑞士联邦银行的碎纸机前保护下来的银行文件作证后，有人威胁要杀他，绑架他的妻子和孩子。美国允许他和他的全家在美国避难。

　　我们也遭到过被刺杀的威胁。我们出版《宋家王朝》一书时，中央情报局的一位资深官员告诉我们，有人正在台湾组织别动队到美国来杀我们。他说：“换了我的话，我会真当一回事的。”于是，我们离开美国躲到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海岸外的一个岛屿，在那里销声匿迹一年。在我们离开后，台湾的别动队到达旧金山，开枪打死了美籍华人新闻记者亨利·刘。

　　我们出版《马科斯王朝》一书时，以为马科斯家族和它的亲信会来找麻烦，结果麻烦却来自华盛顿。许多人调查过马科斯的事，但我们是第一次揭露美国政府秘密参与马科斯黄金交易内幕。我们不断受到美国财政部和国税局的攻击，它们底下的人甚至在深更半夜打电话骚扰我们年迈的父母。有一次，我们乘飞机抵达纽约时，我们中的一人在肯尼迪机场被扣留，护照被没收，软禁了3个小时。最后虽然把护照还给我们，但未作任何解释。我们根据情报公开法，到有关部门征询其原因时，他们只给我们回复了一份传真，但传真上的每个字包括日期都被涂黑了，说这样做的理由是为了保护政府的情报源，它们在法律之上。

　　美国财政部的一个人在他的骚扰电话中说，他正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看我们接受日本一家电视台采访的节目，这个节目只在日本播出，我们从来没看到过。

　　我们的另一本著作《大和王朝》中简单地提到“金百合”的发现，后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写了《黄金武士》。该书出版后，我们的电话和电子邮件一直都被监控。我们怎么知道的呢？我们其中一人在欧洲的一个诊所作短时间的医疗时，护士长告诉我们，有一位自称是我们的美国医生来电话问来问去。

　　2001年8月，《南华早报》上刊登了本书的内容摘要，好几个编辑打来的电话突然被中断，该报编辑部发来的电子邮件，要72小时才能到，而同时抄送的一位朋友，就在附近，即刻能收到。

　　最近几个月来，我们开始收到暗示谋杀的恫吓。

　　我们究竟做了什么，要招致谋杀？借用吉恩·齐格勒的一句话，我们正在“同官方的健忘症格斗”。

　　我们正处在危险的时代，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当时只要谁揭露被掩藏的财产，他就可能被打成“恐怖分子”和“叛国者”。几个月之前，三位原美驻日大使宣称，二战美国战俘及强制平民劳工起诉日本大企业要求赔偿的行为如同恐怖分子。最近，一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则称，必须制止机密情报的泄露，必要时“派遣特种部队（SWAT）到记者家”。

　　国家安全不管对于谁来说都是严肃的事情，对此我们没有任何异议。但是国家安全也可能被用于掩盖官员的腐败和利益的争夺，这就是所谓暴政，对付暴政的惟一办法是坦白和光明。

　　本书不展开讨论杜鲁门总统对这些战争掠夺黄金进行保密是否公正，这个问题让大家来评论。我们所要指出的是：从头到尾的秘密使得腐败分子有机可乘，滥用由这些财宝建立的贿赂基金，使这一腐败像癌细胞一样以几何级数在增长，直到今天。围绕着贿赂基金，一个全球性的腐败的网络已经形成。官僚、政客、间谍和将军们都烂在这些黑钱上。有迹象表明，大量战争掠夺钱财已被美国极右势力以“爱国”的名义瓜分走。杜鲁门当初这个决定的预想外的后果已成为全球金融体系挥之不去的一个病症，它正在将无辜的人步步逼近深渊。那些从中得到好处的人和机构将不择手段，甚至包括暗杀，来掩盖这一秘密。

　　医治一个疾病的惟一方法是首先找出病根。但是当皇帝因梅毒病菌侵犯大脑而疯狂时，被折磨和烧死的第一个人一定是做出如此诊断的医生。

　　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下了很大工夫销毁、掩盖或是抹去有关金百合的文件，但是我们仍然搜集到了数以千计的文件，对当事人做了数千小时的采访，我们已将这些资料内容制成光盘可供本书读者利用，并公开在我们的网站（www.bowstring.net）上，读者可以根据这些资料做出自己的判断。我们希望更多的知情者能站出来。当上层腐败时，真相不会由上层来揭开，而是来自像吉恩·齐格勒和克里斯托夫·梅里等人所提供的蛛丝马迹，像他们这样的人就是觉得要为揭开真相做点什么。

日本从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掠夺了大量的财富，所以它后来发展才那么快。

凡是侵略者必然要掠夺被侵略国家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