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是真正的狼,你好心救了他,他却抢你的女人,霸占你的财产,这是日本人的本性,不能不防!

没什么喜欢的人物，虚假的可以，烂编的可以！！

还有

引用:

原帖由 tianlaizhiyin 于 2008-1-30 11:30 发表
当下，就应该多拍一些这样能振奋国人的影视作品，告诉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事业、家庭、国家、民族如何对待、如何创业、如何发展。中国男人就应该像片中那些山东人一样，有骨气、有情义。

还有，有谋略。

大体上还行，小节上漏洞不少，比如黑瞎子冬天要冬眠，不可能闻到血腥味而跑出来。

柔骨侠情，壮我国威，感天动地，激励后人。

好看,好看

吸取历史经验，该考虑“海外移民”了，鼓励有资本、有智能的国民首先移民海外，然后多生、超生。
有了“人口侵略”才有“文化侵略”然后才有“土地侵略”。

评《闯关东》创作方法和价值取向

近来热播热评的鸿篇巨制《闯关东》，有东北广阔的自然风光，闯关东人神秘离奇的生活场景，不老的美女，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吸引多数观众的眼球。影视界文艺界的官员们也齐声叫好。
在充分肯定电视剧《闯关东》成就的同时，文艺理论不能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方法，放出理论思维的眼光，深入分析它存在的不足，探索文艺作品的创作规律。
从文艺理论角度看，《闯关东》的创作方法和价值取向，存在明显的偏差和失误。
在创作方法上，《闯关东》编导不是从闯关东的生活实际出发，而是主题先行，定位于表现平民英雄的民族精神，为了表现这一主题，编导用今天主观想象的时代精神和理想模式，设计当时东北社会生活和人物性格命运，因而把作品总体置于一个虚假的前提之下。
闯关东是千万关内穷苦农民的血泪史。当时的东北是军阀统治，日本侵略势力猖獗，胡匪马贼为害，劳动人民困苦不堪。笔者也是闯关东的后代，有切身感受。《闯关东》没有深刻反映当时东北真实的历史实际和社会环境。编导把主人公朱开山设计为义和团的大师兄，为避祸隐姓埋名闯关东，挖金致富成为地主东家，进城开店成为富商掌柜，投资煤矿成为矿主资本家，儿子是少帅的副官，儿媳是王府格格和占山为王的匪首，俨然集地主、资本家、军阀、土匪势力于一身的教父。把闯关东历史集于一身，集于一家，追求传奇故事情节，过于拼凑巧合，损害了作品的真实性。有些剧情，例如争夺山河煤矿的开采权，据史料由于日张（作霖）勾结，日人掠夺霸占东北大量铁路、土地、矿山资源，日人深川、饭田就成功地获取煤矿开采权（这就是剧中森田的由来吧），中国商人只有参股与日人合作的份儿，根本不可能靠打官司夺回开采权，也不存在把煤矿炸掉的事例，这是当时社会环境决定的。再如在日本关东军威逼哈尔滨的时候，朱开山竟能消灭日军士兵，飞刀手刃森田，全身而退举家逃走，虽然英勇痛快，但明显模仿坊间流行武侠小说，粗制滥造格调不高，寓意中国武功战胜日军先进军事技术，也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当时东北军在兴安密林诛杀日谍埋尸灭迹的“中村事件”，尚且被日军查实成为九一八事变的直接导火索。《闯关东》精雕细刻的儿戏情节，只能说明编导根本不了解东北历史。如果九一八事变前夕的东北可以像《闯关东》那样轻易制胜日本人，就不可能发生九一八事变，日本也不可能迅速占领东北。与历史实际的悲惨世界相比，《闯关东》是编导着笔太多亮色过分绚丽的画卷，“在这些被热情地改变了样子的拉斐尔式的画像中，全部描绘的真实性都消失了。”（马克思语）
《闯关东》展现了闯关东和东北生活的一些新奇的细节和场景，这是它吸引观众之处。但“现实主义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恩格斯语）。《闯关东》编导刻意表现今天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从这一主观意图出发设计社会环境和人物性格、命运，使社会环境和人物性格、命运脱离历史实际，失去典型性。熟悉东北历史的都知道，当时东北人民不处于主体地位，豺狼当道，善者被欺，劳动人民悲愤、无助、忍耐，这是时代精神的主流。在这样典型的社会环境中，发迹者无不靠巧取豪夺，杀人越货，官匪勾结，如张作霖、张景惠。只有少数民间实业家，是靠留洋引进西方管理和技术，如杜重远。像《闯关东》主人公朱开山这样粗鲁山东汉子，一介贫民，竟能靠仁义发迹，在当时东北的社会环境中是不可能存在的，找不到原型的，甚至是可笑的。编导把朱开山这一人物设计得过于完美无瑕，也使人物失去了真实可信的基础。许多观众不喜欢性格单一平面的朱开山，更喜欢经历酸甜苦辣性格复杂的鲜儿，原因就在这里。
毫无疑问，文艺作品应该热情表现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但文艺作品的思想性、倾向性，应该从情节发展中自然流露出来，而不是借助于作者附加于作品和人物的政治宣言和口号。《闯关东》编导为了表现民族精神，让朱开山说了许多愤青式的豪言壮语（大意）：
“当年在义和团，砍了多少日本人的脑袋，如果不是满清政府退让，还不知道谁输谁赢呢！”这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山河矿你批也得批，不批也得批，这是中国人的事！”这时朱开山已不是闯关东的山东汉子，也不只是矿主资本家，编导给他戴上了中国人代表的桂冠！
“我们中国人得活着，得好好的活着，你们日本人得滚回去，滚回去的时候，留下一片片尸体。”这话出自抗日将领马占山之口是言行一致，出自平民朱开山之口，这种民族精神就有说大话的味道了。
《闯关东》在人物塑造上重归“高大全”的政治化概念化老路，正如有的评论说，“朱开山这一人物形象是一个具有社会学意义的符号，民族、国家精神的体现”。我们可以借用马克思恩格斯批评拉萨尔剧本的话，对《闯关东》编导说：“你的主要缺点，我认为是按席勒的方式写作，把个人变成了时代精神的简单的传声筒”，“不应该为了理想而忘掉现实，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
在价值取向上，《闯关东》也有严重的误导。编导给朱开山涂上仁义、爱国的民族精神的油彩，似乎他的资本的每个毛孔里流的不是农民、矿工的血汗，而是仁义。这不仅在创作方法上是非典型、非现实主义的，在社会价值观上也是虚伪的、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马克思曾指出，人是什么和能做什么，决不是人的个性决定的，是货币决定的；“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自己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一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这个时代的意识为根据。恰恰相反，这个意识要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间存在的冲突中求得解释。”不要说在人吃人的黑暗社会，就是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靠矿工血泪成为亿万富翁的矿主，剥削工人，掩盖旷难，压榨童工，有何仁义可言！难怪有的观众说“这是一部在精美包装下，为地主资本家树碑立传，美化土匪的作品”；有些青年观众提出疑问：“没有阶级压迫，没有穷人悲惨的生活境遇。地主资本家们对穷人伙计十分仁义，那中国共产党何必革命，穷人何必起来推翻地主资本家的统治”；有学生说，“和幼年教育大相径庭，让我重新认识了解放前的地主和资本家，改变了一些观念”。《闯关东》体现的社会意识和价值观念，不是“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间存在的冲突中“产生的，是从编导主观意愿中产生的。这种意识和观念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从而也有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毫无疑问，我们应该提倡创作主旋律的作品，强调文艺作品表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但并非披上民族精神的外衣就是好作品，对主旋律题材作品的成就与不足，也要科学地分析，不能一主遮百丑。有些图解革命历史的文艺作品，正是在主旋律的光环下，掩盖了艺术上的缺失。前不久播出的电视连续剧《5号特工组》，为了符合主旋律要求，把史料证明众所周知的国民党军统特工与日本间谍的斗争，改为共产党领导的特工与日本间谍斗争。如马克思批评《巴黎的秘密》时说的，“为了适应阶级偏见而对现实进行歪曲和伪造”。同是反映军阀统治、日本势力猖獗时代的平民生活，把《闯关东》和《四世同堂》比较研究，不难看出那个更真实，什么是现实主义，怎样把握和表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文艺理论要从文艺的特征和创作规律出发，研究文艺创作中倾向性的问题，探索正确表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