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成长过程
一、我的父亲孙富
先从我的父亲孙富说起，我爷爷孙贵和，弟兄三人中排行老大，而我父亲孙富在他们这辈弟兄五人中叶排行老大，是所谓的长房长子，据推算他是1878年生人，他那个时候正是满清政府衰落、军阀割据、改朝换代的时候，东北和全国一样非常混乱，农村仍和以前一样，对上面发生的变化毫无知觉。
孙家大院当时在村子里尽管比不上袁家、李家两大家族，但和近邻赵家、徐家还不分上下。这三家暗暗竞争、积极栓车买马、购买土地，赵家买一匹马，孙家就买两匹马，赵家买一垧地，孙家就买两垧地。因怕落在赵徐两家后头，我父亲孙富只念了两年私塾就被家里留下上田间干活。
当他20几岁娶妻成家并成为孙家主要劳力和支配者的时候，我爷爷孙贵和去世了，孙家继续兴家立业的责任就落在我老爷孙贵升和我父亲孙富身上我父亲比我老爷只小三岁，决定我老爷掌管全面，我父亲孙富管外面（实际就是领人干活和支配劳力）。据我母亲讲；父亲的为人有以下几点：
1．兴家立业的思想相当浓厚。大土墙院修成以后，父亲因砸伤病危时，有些担忧的跟我老爷说；“今后不管怎么样，孙家大院门市牌子可不能倒哇！” 我老爷当即点头答应。据说，有一次，我父亲带三台大铁车去长春附近的缸窑给八家子“裕兴久商号”拉大缸，装完车天已渐黑，本应住店改日再走，可他为了节省住店钱，连夜往回赶，因天特别冷，路上雪深不好走，结果把手和脸都冻坏了，以后作下了冻伤疤。
2．他把手足情看得特别重。我二叔孙煜在拉林高等学校念书时，离家35里，他常顶风冒雨徒步去给二叔送钱和吃的，却毫无难矣。三叔、四叔年龄小，对农活不熟练，他就耐心的手把手的教，从没有过冷言冷语，对此，我老爷对他非常满意，而且评价很高。我老叔出了人命案后，大多数人都认为他必判死刑无疑，而且，几辈子的人挣来的家业可能泡汤了，唯独我父亲郑重表示；老弟摊事了，我们不能眼睛瞅着叫他去偿命，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并且亲自赶大车去卖粮，用粮钱打点官司。
3．他是个管闲事出了名的老好人。（那时候的人，把给外人担保、抬钱叫“管闲事” ）那个年代乡村没有银行、信用社，就上大户人家的妇女“小份子”往处抬，（也就是私房钱）大约都有30％以上的利息，但这些“小份子”轻易不敢往出抬，怕还不起钱打赖，必需得有人担保，在六家子的屯邻，谁家用钱、用粮都找我父亲担保，我母亲说我父亲是；一脸抹不开肉。是观音菩萨的牌匾―――“有求必应”。
有的抬钱户，到期时，连本代利全还，有的到期没钱还，还有的就是赖帐，像老百姓所说“来个死猪不怕开水烫。遇到这种情况没办法，我父亲就替人家还，最多时，他把我前房妈（姚氏）和我妈（胡氏）的小份子钱都替人家还债了，就连她们的首饰也未能幸免，都替人家还了债。我母亲说我父亲死后还有上我家来要债的。
二．我的大哥孙作舟
我记得大哥应是1907年生人，接近民国成立，他是孙家长房长孙，孙家人都把他看成掌上明珠，我们哥五个他排行老大，是我前房我妈（姚氏）所生，提起姚氏，她是背荫河姚家屯人，称得上是大家闺秀，姚氏生三女一子，大哥从小是胎里富底，生性聪明，博得家族上下疼爱，我父亲孙富到哪都愿意带着他，人称大少爷，大哥在本村跟王先生念四年私塾，后来家里把他送到拉林高等学校四年毕业（这个高等学校比现在的初中高一些）是方圆百里的最高学府了。那时，大哥年轻英俊，并且是孙家的大少爷，被当时的大地主、拉林一带有名的李四爷看中，把他的大女儿许配给大哥为妻，婚后到是恩爱。然而，我大哥声不逢时，虽然学问很高，但是，正赶上清末民初，兵荒马乱，一直没找到工作。以后李氏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孙亚芬（成人后，和程杰民结婚，姨作婆）。
好景不长，李氏以后浑身长疮， 百治不愈，当她被疮折磨得死去活来又没有什么止痛办法时，李家就一次又一次给买大烟送来。李氏先是疼得受不了时吃一小块大烟，后来又改成一疼就抽几口大烟，大哥还专门伺候她抽，后来她抽完，大哥也好奇地抽上几口，久而久之，大哥也成了瘾，我大哥孙作舟吸毒就是从这里来的。
1940年李氏病逝，次年大哥有和拉林姑娘袁氏结婚。（据说袁氏大嫂的弟弟被征到哈尔滨当“江上军”后来江上军一个整连参加“反满抗日”和哈尔滨日本宪兵交战，因寡不敌众，故往苏联撤退时不幸牺牲）。
这年，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东三省，并成立了“满洲国” 。伪满日本人外表禁烟，实际他们支持吸大烟，还到处设烟馆、给吸烟者发手帐，吸毒者成了合法的、受日伪保护的对象，所以大哥吸毒一发不可收拾，后来大哥因吸毒，把和四叔孙华分家后所得的三垧地、一亩多园田及浮产都卖掉抽大烟了，他家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就在这时，日本人战败了，1945年光复，共产党、八路军来了，实行了彻底禁毒政策，这是大哥才真正戒了大烟，身体也逐渐好了起来，后来还在村政府当了一段干部。
大哥是心地善良、兄弟情谊较浓的人。我考上教员后，从订婚、结婚、住房、土地经营都是他给张罗安排。我那时年轻，一心扑到工作上，对家事从不过问，大哥毫不计较，使我和逄守琴很受感动。我们回老屯探亲时，总是大哥、大嫂安排食宿招待我们。
三．我的成长过程
我生于1928年农历十月初五（公历11月16日），我刚8个月，父亲孙富就去世了。听老人讲，我们家修大土墙，墙底垫青石头，近处就是没有。我父亲带三台大车到30华里的蛤蟆塘去拉石头，每块石头百十来斤。有一次，往车上装石头，不慎掉下一块，正好砸在我父亲胸口上，当时就吐了几口血。从此，我父亲一直胸痛不止(可能是内伤)，加之那时医疗水平低，喝了很多汤药也不管事，终因医治无效，于1929年春去世，享年50岁。
我父亲去世后，大家庭在1932年解体，按我爷那辈“老三股”分的家，我们家和四叔孙华为一大股，分得五间房、12垧地、4匹马、一挂马车。分家后，我们这股12口人，除种地外，还开个糖坊，养50余头猪，雇两个长工，到农忙时还雇短工。尽管大家庭解体了，我们这大股小家，日子过得也很红火。
我到8岁时，也就是1935年农历正月十五(伪康德三年)，我上二叔自办家馆念“四书”，馆内就4人(外人不收)。我二叔的书底很深，他拒绝给日本人干事，除教家馆外，还能给人看病、自制中草药。农闲时，孙作兴就给蹬药碾子压药，我给揉药丸子。
1936年农历正月十五前后，二叔孙煜患肺气肿，医治无效与世长辞。
二叔去世后，我母亲和四叔就让我上本村的自办学校，这所村办的学校是日本在东北推行“愚民政策”，大搞奴化教育，在村民对伪政权办学校信不过的情况下，由大户掌柜的袁成林牵头、富户出资筹办的学校，由刘奉璋任教。那时，农村流传着“日本话不用学，在过三年用不着”的顺口溜，因此，刘奉璋老师只教我们“满语”，不教“日语”。因此，这个学校出来的学生，和八家子中心校接不上轨，更上不了“国高”。
到1942年(康德九年)，日本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吃紧，青年学生都要搞军训、防空演习，还让学生和青壮年上山采葡萄叶子、要铜要铁。很多家长开始逐渐不让学生上学，受其传染，我四叔孙华也不让我上学了，叫我记家里的收支帐，同时，在糖坊跟大糖匠贺臣学熬糖……。
转眼到了1943年春(康德十年)，我16岁。因琐事，大哥孙作舟和四叔发生了争吵，四叔一气之下，把本村贺三爷找来帮分家(也就是第二次分家)。这次分家，大哥孙作舟搬到场院房子住，我和母亲还住西里屋，还分一间正房、三垧地、一匹马、一台花轱辘车。由于父亲早已去世，我母亲和三叔孙喜商量，把我家分的马交三叔使，我家种三垧地可不花牛犋钱。虽然分了家，有粮食收入，还算是不愁吃，不愁穿，生活可以维持……。
1945年“八一五”光复，日本无条件投降，那时我已18岁，正值秋天，我和同学史国璋散步，听人说日本人从飞机场撤走了，赶紧跑回家告诉家人，四叔孙华不信，他说日本人向铁筒似的还能败，乱说要掉脑袋的。我没听，又跑出去看，见到一帮又一帮的人都往飞机场跑，我也随着人群跑，在半路上遇见从飞机场回来的人群，个个都背着抢来的军用物资，并说日本人快撤完了，场子里的仓库没人管。待我到飞机场一看，果真是日本人失败了，日本兵们散披着衣服，倒背着枪，争抢着爬上
汽车，老百姓抢仓库也没人管。我不敢进仓库，只在路上捡两条军用毯子就回家了，到家已是晚十点多钟了，家里上上下下这才相信日本人确实败了。
日本鬼子败了、伪警察所、村公所等都关闭了。
时隔不久，拉林县里举行集会，庆祝“八一五”光复。搭的开会台子，满街都是标语口号。伪官吏又开始表演了，他们戴着袖标，摇身一变，又成了“维持会”的头，高呼“欢迎中央军，庆祝蒋委员长59岁寿辰”。弄得老百姓蒙头转向。
又隔些日子，东山里的土匪又闹起来了，八家子街里来了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王正武在八家子一带招兵买马，凡去报名当兵的，当场就发“青天白日”袖标，有的甚至当场就被任命为排长、连长。六家子老屯伪村长李青，竟被任命为团长，程家老七自发组成30多人的大排会，被任命为旅长。
军长王正武见人多了，稍加训练，就率三军和土匪王明德的队伍攻打拉林。这一仗，把八路军派往拉林的先遣队打死不少。当时这些死难烈士被葬在拉林的东门外，有现在的烈士纪念碑为证。
1946年冬，共产党八路军老七团从阿城开到八家子，仅几个小时，就把国民党第三军的乌合之众击溃了。王正武在死伤50余人的情况下，带着残兵败将钻进了东大山。这一仗，八路军老七团也受到了很大损失，原因是：老七团从六家子方向进攻八家子时，在八家子北门外上坡处，突然遭到三军一个暗堡强大火力伏击，当场20余人死伤,尽管后来攻下暗堡,但损失惨重。
记得，战斗结束后，我也拿着铁锹，帮着掩埋烈士遗体。当时因为棺材不够用，一个棺材里要放两具或三具尸体。这也就是八家子东门外烈士纪念碑的由来(其中还有小山子战斗,烈士遗体也埋在这里)。
在八路军消灭三军和土匪后，上级派来了武装工作队，发动群众，建立农会，选苦大仇深的当农会会长。六家子选老贫农张凤林当会长，外号“老地球”(因为开会时，欢迎他唱歌，他就会唱“地球歌”)，建党时他又当上了支部书记。
这时正是1947年，我的家乡开始沸腾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开始了。工作队带领群众边减租减息、边划阶级、定成份。当时我们孙家几户的成份是：我三叔孙喜、四叔孙华、老叔孙焕都定为富农，孙作兴定为地主，孙作舟定为贫农，我家被定为下中农。
当时党的政策是：“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富农，斗争土豪劣神”。由于我是依靠对象，加之还有文化，农会有大事小情都找我去帮忙。如：平分土地我给打算盘，计算、登记；办冬学时我当老师；组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时，我是第一批入的团；县里召开第一次团代会时，我是六家子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