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党是这样出炉的：1971年夏，北京最东南的铁合金厂。正值中午，此时的太阳能把一切融化，被暴晒的厂房成了“火山”，大高炉内，铁水沸腾，火星四溅。
       厂房一角，一个直径1米多的巨型电扇正发出巨大轰鸣，卷起阵阵炉灰，挟着热浪向人们笼罩过来。十几个工人，把长着一张国字脸、浓眉大眼的张宝瑞围在了场地中央，他们正在听这位年轻的生产班长讲述“梅花党”的故事。工人们听得入神，好像忘记了酷热，脸上大滴大滴的汗正“前赴后继”——被热风刚刚烘干又转眼冒出........30多年过去了，现在已过天命之年的新华社高级记者张宝瑞说起这个场景还是止不住的自豪，至今已创作发表《一只绣花鞋》、《落花梦》、《绿色尸体》等500余万字的文学作品。张宝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据统计，‘文革’手抄本有300多种，其中我一个人就占了20多本，要把我在工厂说的那些故事算上，还可以出50多本。

“神秘”的十号大院：北京东城区喜鹊胡同十号大院，一个很普通的北京四合院，在人们的传说中却是一个“神秘的大院”。张宝瑞回忆，这是个三进院落，住着十余户人家。据说，抗战期间这里居住着一对年轻的日本夫妇，有一天，人们发现他们被人杀死在浴盆里，院子就一直无人再敢入住。直到抗战胜利后，这所“凶宅”才成了普通百姓的住房。
       特殊的环境造成一种特殊的气氛，张宝瑞说：“我1953年出生在这个大院里，后来的《一只绣花鞋》《龙飞三下江南》《绿色尸体》等一系列小说中，梅花党北京总部的建筑原型就是十号大院。”张宝瑞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13岁时遇到的一件事。
       有天晚上，张宝瑞急着要上厕所，厕所在后院，但隔壁住着位女精神病人，“她原是工厂的女工，因为有人诬告她偷东西，一下子就给刺激疯了，她梳着短发两眼发直，好像冒着绿色的凶光，动辄要操刀砍人。”张宝瑞有些害怕，但又实在憋得难受，无奈之下，他拿起手电筒壮着胆朝厕所跑去。“正值冬天，西北风刮得很紧。我穿过后院时，正见女疯子的房间亮着微弱的光，里面传出‘嚓嚓’声。我一阵阵头皮发紧，赶紧冲进男厕所，可是门扣不上，里面漆黑一团。我扭开手电筒，不亮，原来忘记放电池了。”张宝瑞绘声绘色地说。“这时，身边有墙皮脱落砸地，院子里枣树枯枝呼呼地响，忽然，我听到隔壁女厕所传来呼呼的喘气声，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眼前出现幻觉；墙上的一块砖打开，里面伸出一只黑手，黑手紧紧攥着一只镶有金色梅花的绣花鞋......这个恐怖场景，后来成为了在“文革”期间流传很广的《一只绣花鞋》的情节。不仅如此，在张宝瑞的手抄本小说中，有着众多性格鲜明的人物，英勇睿智的龙飞，美丽多变的白家姐妹......这些也都可以在十号大院找到原型。

年轻的“故事大王”：1969年，只有16岁的张宝瑞被分配到北京铁合金厂工作。此时的张宝瑞，“能侃”的天赋开始显现，他能就着一个事物，编出一段离奇的故事，并且还是现编现说，“根本就不用写草稿，故事开头刚起，结尾就差不多在脑中了。”
       对于这个天赋，张宝瑞有些得意，“记得有一次吃饭，正好遇见评书大师单田芳，我走上前和他侃了3个多小时，旁边的人都听傻了。”1970年，张宝瑞在厂里当上生产班长，凭借编故事的超群能力，很快成了工友们的“国宝”。“厂里的工作三班倒，特别是上夜班，特累特容易犯困。作为班长，为了调动大家干活儿的积极性，就给他们编故事，个个把眼睛瞪得溜圆听。”休息结束，张宝瑞赶紧结个扣子——“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大家抄家伙干活了！”于是，精神抖擞的工友们吆喝一声，在期盼中，等着下一次休息赶快来临。张宝瑞说：“编的这些故事，通常都是以恐怖的居多，工人们听了之后很害怕，但越害怕越愿意听。听完结束后，胆子小的根本不敢出去上厕所，干脆就在炉下方便，炉下经常冒出一片臊气，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

手抄本就这样流传：从1971年开始，张宝瑞开始写他的“梅花党小说”。每当夜幕降临，张宝瑞就会坐在屋子前面的葡萄架下奋笔疾书。
       这一年，张宝瑞把给工友们讲的梅花党的故事理顺，写了一部4万多字的中篇小说，取名《一只绣花鞋》，然后给亲朋好友们传看，一时轰动。
       1974年夏，张宝瑞把3年里给工友讲故事时的内容又加入到《一只绣花鞋》中，把4万字的小说扩充为一部12.5万字的小说，用圆珠笔工工整整抄在日记本上，再次拿给人们传阅，这一次，引起的轰动更大。后来，这部小说被笔笔相传，抄送到了更大的范围。“通过各式各样的路径，被在内蒙古插队的哥哥带去了草原，被在大西北当兵的表哥带到了新疆，又到东北军垦，被在山西、陕西插队的同学带到黄土高原......”就这样，通过一支支简陋的圆珠笔，一盏盏摇曳的油灯，一本本印有天安门图案的日记本，通过千百万双手的传递，《一只绣花鞋》被越抄越广，最终，“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

手抄本是一种群体劳动：由于近几年手抄本小说的畅销，张宝瑞得了个“梅花鞋主”的称号。在他的家里，处处也暗示了这个“鞋主”的身份，房里两种装饰最多：绣花鞋和钟馗——正对门厅的“墙”上嵌着一株梅花，中间一株隐藏着一只绣花鞋，其实是个暗门。推开门，一个名副其实的书房出现在眼前；书从地面到天花板，堆满了整个房间，几只红色绣花鞋散落在书堆上。
       手抄本流行时间主要是1970年到1976年，据统计，当时流传有300多种手抄本。在“文革”初期，大家都忙着串联武斗，别的事情完全考虑不到。进入上世纪70年代，群众的生活稍微安定一点，就需要一定的精神生活，开始表现出对文化的渴求，但是当时文坛是百花衰败，没有什么文化作品，于是民间口头文学不胫而走，各种手抄本应运而生。它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
       “文革”期间，除了鲁迅作品，《金光大道》等极少数书籍外，其他的文学书籍都被当作毒草给扫除了。文化成了一片沙漠，文化的荒芜造成了人们精神生活的贫乏，这就给手抄本的流行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舞台。这些大多以侦破和反特故事为主，连作者姓名都不清楚的手抄本从城市到乡村，很快便占领了地下文化的阵地。据统计，“文革”期间林林总总的手抄本尽管数量众多，但基本无外乎两方面的内容：反特侦破、爱情与性。前者比如《一双绣花鞋》《绿色尸体》《龙飞三下江南》等，后者包括《第二次握手》《远东之花》《少女之心》等。

地下传抄：一种集体的越轨行为：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本，手抄本不光要“手写”，还要接力“传抄”，并且正是在“传抄”的过程中完成其必要的复制、流动和再创造。也只有这样，这种“手抄”行为才不单表现为大胆的个人行为，还更表现为集体的越轨行为。一位抄写活动的当事人，活灵活现地回忆了当时的典型场景。
       “抄是非常隐蔽的，老师肯定不让抄这些东西，所以上课时，让学习好、写字快的同学抄笔记，放学后大家再互相抄了第二天交给老师完事。那会儿都是‘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反正也没人认真。剩下的这些人干什么呢？就一块儿偷偷地抄手抄本。拿到手抄本后，你分几页，我分几页，抄好后再收起来往一块拼一下，然后再一订，就成了。
       “上课抄是一种，还有一种是逃课躲在防空洞里抄。防空洞里黑呀，我们就用放酵母片的大瓶子做一个煤油灯点上抄，有时抄上一两个小时出来，两个鼻孔里都是黑的。”“记得有个手抄本叫《神秘的教育》，中间有两个人物张大胆与张心慌，是反特内容的，这两个人物是不是他们抄时自己放进去的还很难说。一般男生都爱做这种事儿，女生多打掩护，帮着抄笔记，没有被老师抓住过。要是抓住就不得了了，这都是些封资修呀，得查你家的成份，取消你的困难补助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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