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革命史（一）我从1949年8月(当时21岁)，脱离家乡参加革命，在工作岗位40余年。在这40余年的过程中，曾历任教师、区委秘书、区委宣传委员、区长、乡长、社长、乡长、革委会主任、乡党委副书记。
经历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三反、五反运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
在这历史洪流中，我时而激流勇进，时而随波逐流，时而被巨浪打翻，历经坎坷，虽不惊天动地，却也算是起伏跌宕，有一定的故事性。
一、初入村政府1948年民主建政，成立了村政权，实行“种豆”选举时，我被选为村政府财粮委员。
说说“种豆”选举。在村政权建设时，凡是有公民权的男女老少全参加选举，由党支部提出参选名单，有多少个参选人，就给多少个黄豆粒。
主席台上摆若干个盆，盆上有参选人的名字，在选举时，选民同意谁，就往谁的盆里扔一个黄豆粒，不同意不扔，在这次选举中，我是全票当选。
选举后，召开第一次村干部会，支部书记张凤林宣布职务分工、干部纪律。干部报酬是：支部书记、村长、村文书全脱产，工薪国家一半，另一半村里自筹，其余的误工补工。
第一天上班一看，村政府是没收地主老赵家的大房子，村长、支书有单人办公室，我和村文书史兴东一个屋。按职责，我应管钱、管物、管帐，可钱、物、帐都在村文书手里，我徒有其名。每天就成了村长、文书的勤杂工，一会儿村长招呼干这个，一会儿文书招呼干那个，我心中有些不快。
二、考上来的教师
就这样干了一段时间。有一天遇见要好同学史国璋，他告诉我，他已出去一年多了，当了一年教员，现已调区政府工作。他说现在用人地方很多，为何不走出去干点啥？听他说后，我心里有点活动，以后又听说县里要招考教员，于是，我就找徐树清、赵兴华、史国堂等伙伴商量，最后，我们自动成立个复习组，请贾海清做我们的老师。贾海清是伪满佳木斯国高毕业的，他的语文、代数相当好。赵兴华是哈尔滨23中刚毕业的学生，他的政治课本很新，就这样，我们在一起复习了半年，颇有长进。
1949年春，招生考试在拉林第一小学开始了，我抱着撞大运的思想，硬着头皮去试一试，只考语文、数学、政治三门课程。考试时，我感觉考题并不难。十几天后就张榜公布了，六家子我们去了4个考生，全被录取，同年8月，新录取教师参加了集训。
按现在的标准衡量，我的文化基础是做不了教师工作的。前几天，我在附近的哈师大健身时，看到有一横幅上写有：“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起码我学不高，怎么能为人师呢？
回想我之所以能当上教师，主要有以下原因：
1. 伪满时，日本在东北推行的“愚民政策”对青年进行奴化教育，那时穷人多，穷人家的孩子念不起书，有文化的人太少。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正筹备成立，各方面需要人参与建设。
3. 当时文化较高的人，不是成份不好，就是对共产党不摸底，甚至徘徊观望，不参加考试。
4. 我从1946年开始，村政府让我教夜校，积累一些教学经验，为以后的工作起到了“引桥”的作用。
从迈进教育队伍那天开始，结束了孙家祖祖辈辈为农的历史，跻身于全民所有制的国家干部之列。
1950年2月，我们教师集训结业，被分配到八家子乡五姓小学。五姓小学地处边远山区的五姓村，这个村人口不多，从村名看，大概建村时这里只有五个姓氏的人家，村名也由此而来吧。这里解放后才开始办学，学校是没收地主的大土房子，正房7间，还拨给供销社两间。
学校两个教室、一个办公室、是四个年级、两个复式班，负责人丁海臣教一、四复式，我教二、三复式班。
给学生上课，我发现学生年龄偏大，大多数学生生活困难，学生十六、七岁的占1/4，个别二年级学生个头与我一般高。当时，我的心里就想“这是什么学校，好像农民夜校”，但学生接受能力很强，对老师感情也很深。
开学后，我和逄守琴结婚，在五姓村居住，干了一年就适应了。1951年春，组织上又把我调到靠山小学，听说我调走了，五姓的学生和家长都来看望，村里派几台大车帮搬家，还送我几车山柴。
靠山是平原富裕村，百分之八十都是满族，学校很大，十多个班，教师14人，学生四、五百人，校长祁舜华，是北大毕业的，待人很和气，她分配我做四年二班班主任，我当时住六家子，离靠山村7华里，通校很辛苦。
三、从秘书到区长
时隔不久，八家子区委会下令，调我到区委会当秘书。
报到时，副书记王林和我谈话，并引荐书记于明珍，于书记刚从乡下回来，细高个、浓眉大眼，穿一件黄大衣，左边挂文件包，右边挎一只晶面匣子枪，自然带有几分威风。
他端详一下我说：“调你到区里工作你同意吗？”我说：“同意。”他说：“区委会缺人，来了就得上班”。我痛痛快快地答应一声：“行!”就这样，我在区里上班了。
区委会和区政府是两个大院，区委会大院包括共青团、妇联、武装部，平时都下乡做群众工作，十天半月回来汇报，休息两天后，布置任务再下去，等他们下乡走了，我和通讯员看家，应酬上下来人，掌握下面汇报的工作情况，向县委汇报工作，有时也和书记到下面看一看。
1952年2月18日，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3年任区委宣传委员，1954年被提拔拉林县第二区区长，当时，社会还不稳定，区长以上都有枪，开始我挎一支晶面匣子枪，后来又换一个六轮子，还使了一段橹子，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全部枪支上缴，就剩一支三八枪。
那段时间工作方面上的特别快，算得上是一帆风顺，后来，我总结一下，为什么那几年上的那么快?
第一个原因，我到区里工作时，所做的工作是党务工作，服务对象主要是区委书记，并且区委书记于明珍，于1952年调任拉林县县委组织部长，掌管全县人事大权。我俩在一起时，他认为我，忠诚老实、积极肯干、有工作能力，也算是“知人善用”吧!
第二个原因，我当宣传委员时，下乡蹲点能“蹲得住，干的实”，经常给领导总结经验。尤其是52年县委从各区抽一名干部，参加县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试点，也就是给各区培养一名骨干，八家子区抽我去。
试点在五区韩乡村，县带队领导是办公室主任宋光文，在试点过程中，他认为我反应快、接受能力强，有独立办事能力。同年冬，二区办社，典队在逄家大房子。
1953年,我就常年蹲在区办初级社，和社员一起劳动、一块计算土地、车马分红、一块评工记分、按时向区里汇报，有时县委还把我叫到县里汇报，县里对我的印象很好，称我们为“办社专家”。
县委办公室主任宋光文，几次来八家子和区委商量，要调我到县里工作，可区委就是不撒口(如果当时调到县里，这段历史得重写)。
第三个原因，算是机遇吧？建国后百业待兴，原来的老干部，有的上调，有的要退休，急需提拔一批年青干部，那时，我24岁，正是年轻有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