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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怀旧] 坐diangdiang车回味老念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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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胡同是肌理,四合院是眉目,当当车是风情,北京需要风情,后海的风情是静,当当车的风情是动。举手投足间、车水马龙中,移动的风情流露。走,让我们坐上当当车,去体会簇新前门大街弥漫的古老味儿……

  ■调查
  这车到底叫啥名

  当当车很低调,低调到要在凌晨夜入北京;当当车也很高调,高调到光是它的名字,就够大家在网络上打一架了。

  现在北京城人们热议的主要有两个问题,“有轨电车”的那个著名的俗称应该怎么写,怎么念。本报记者随机作了个街头小调查。

  刚刚从报纸上知道当当车要回归前门的中学生小张张口就来,dangdan-gche。“很多报纸和网络上都是这么写的,不应该这么读吗?”小张还据理力争。持这个意见的一方认为,不是说当当车的来历就是因为它有个大铃铛吗,一遇到行人就会响,那必然是“当当车”了。持这种说法的多数都是年轻人,在调查群体中年龄最轻。

  也有说“铛铛车”的,也读作(dangdan-gche)。某外企的赵先生还认真地分析了一下,认为铃铛是金属的,应该是这个“铛铛”车。但是这个意见刚刚发表完,立马有人质疑,这不是家里烙饼的 “饼铛”的“铛”(cheng)字吗?不太可能是这个字。持这种说法的人数最少。

  还有一方认为应该写成“(口当)(口当)”车,读作diangdi-angche,这是大多数老北京的看法。曾经住在西城区西绒线胡同的翟鸿起老先生就是这么认为的,这仨字在这个老北京嘴里吐出,抑扬顿挫——diangdiangche(第一个字读二声,第二个字读轻声);一直住在前门的昝桂茂也认为应该这么读。于是,这三个字的读法又引发了一个小范围的争论,有的说这三个字就都读一声;还有一种读法,就是第一个字读一声,第二个字读四声。但是,不管怎么读,这个字在一般的电脑字库里都没有,还得自己造。

  竞报记者 黄涛/文

  ■娱论
  老北京风情复兴

  就像是女人一样,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风情。

  走在上海的衡山路上,婉约的旗袍在脑海中忽现,阮玲玉般的绰约风情在这个城市弥漫;洛杉矶也有风情,在好莱坞的渲染下,充满了梦露般的迷幻与奢华;伦敦的风情来自于上千年的历史沉淀,沉淀出赫本般的高贵。

  北京的风情呢?被评价为“大气”的她,风情万种。

  她的风情舞动在苍凉的万里长城之上;她的风情在古老悠久的故宫里穿梭,她的风情也在高楼和胡同的交叉中徘徊。如果说胡同是北京的肌理、四合院是眉目,当当车就是京城动的风情,北京需要这种风情。

  当人们以为当当车只能在奶奶给小孙子讲的故事中出现时,它已经夜回北京城。
  很多上了年纪的北京人把当当车当作一种念想,甚至有时在公共汽车上也能听到老人给年轻人讲古:“我们以前都做有轨电车,就是你们说的当当车。那时候坐车可没有现在这么挤……”

  很多事物都可以是一种念想,比如妈妈的拿手菜,或是家乡不出名的野果,北京人也有很多念想,胡同是、炒肝是、当当车也是。我们试着想当年,当当车穿梭在四九城,没有太多现代化声音的街道上,当当车的声响是一种穿越人声的悠扬。或许它更加摇摇晃晃,或许它的时速不高,但这些都不妨碍它成为北京这座城市的风情。

  当当车的回归,是一种风情的回归。对于年轻人,这是一种新鲜的注入,对于上了年纪的人,这是一扇回望过去的门,对于北京的客人,这是北京的一个符号、一个非它不可的理由。

  竞报记者 高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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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小妞北京小妞嘿哈

当年老司机 想坐新版铛铛车

今年88岁的张国良老人从1946年到1965年是铛铛车司机


  本报记者报道 从1946年第一次开车一直到1965年铛铛车退出北京历史舞台,88岁的张国良老爷子开了近20年的铛铛车。现如今,就在新版铛铛车即将重现北京的时候,老爷子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再乘上铛铛车。昨天下午,在东直门南小街小菊胡同的自家平房里,老爷子跟记者说,“五一的时候,我一定要再坐坐铛铛车,摆摆谱———我可是老资格了。”老爷子出生在老北京城里北新桥附近的一个平民家中。他家的后面就是当时旧北京有轨电车总站,“当当”的声音令年幼的张国良充满了好奇。1943年,20岁刚出头的张国良准备找工作,而电车公司也正在招人。张国良的母亲用一袋洋面托邻居“活动”,让自己的儿子有机会面试电车公司,张国良就这样走进了电车公司。刚开始的两年,张国良在车上卖票。到了1946年,张国良得到了“头儿”的同意,转行做了司机。学徒三个月后,张国良第一次独立开起了铛铛车,直到1965年铛铛车退出历史舞台。

■张国良老人开了20年的铛铛车■摄影/本报见习记者郝羿


  “五一的时候,我一定要再坐坐铛铛车,摆摆谱———我可是老资格了”———

  “五一的时候,我一定要再坐坐铛铛车,摆摆谱———我可是老资格了。”说这话的时候,88岁的张国良老人拍着胸脯,一脸的得意。



  从1946年第一次开车一直到1965年铛铛车退出北京历史舞台,张老爷子开了20年的铛铛车。现如今,就在新版铛铛车即将重现北京的时候,老爷子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再乘上铛铛车,重温“铛铛梦”。

  昨天下午,在东直门南小街小菊胡同的自家平房里,老爷子打开了尘封的记忆,向记者讲述了当年他和铛铛车的故事。

  打一分钱的醋坐三分钱的车

  老爷子出生在老北京城里北新桥附近的一个平民家中。父亲是一个裱糊匠,养活着一家五口人,家里过得很紧,没有产业,只能赁房住。

  不过,他家的后面就是当时旧北京有轨电车总站,“铛铛”的声音令年幼的张国良充满了好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坐得起铛铛车,“那时坐车的都是有钱人”,老人说虽然自己上学时铛铛车都会从身边经过,但更多时候也只能看看,过过眼瘾。一天,张国良的母亲让他去打醋。尽管油盐店离家并不算远,但是小国良实在按捺不住对铛铛车的好奇,偷偷坐了上去。他兴奋地摸着车身,观察司机的一举一动。但回家以后,他可没敢把这事儿告诉家里人。

  “我打二两醋花了一分钱,坐车却花了三分钱”,老爷子哈哈一乐。至于是怎么向家里人解释这三分钱的去处的,老人却说已经记不清了。

  怕挨汉奸剋

  从售票员转做司机

  1944年,20岁刚出头的张国良准备找工作,而电车公司也正在招人。张国良的母亲用一袋洋面托邻居“活动”,让自己的儿子有机会去电车公司面试。当时,张国良凭着“坐车打醋”的故事走进了电车公司。

  刚开始的两年,张国良每天穿着蓝色工作服,拿着木头票夹,在车上卖票。尽管工作比较轻松,但到了1946年,老人却向管事儿的提出:“我要换工作。”他的理由很简单:卖票净挨剋。

  虽然坐铛铛车有钱人居多,但其中不乏那些买“点头票”的人———上车只点头,不买票。“你一问‘先生有票吗’,保准他们就给你一嘴巴,让你认识认识他们”,老爷子说那些人往往都是汉奸,而自己也只能忍气吞声,更不敢跟家里人诉委屈,怕他们着急。

  当司机很帅气也遭大兵欺负

  仍然凭借着“坐车打醋”的故事,张国良得到了“头儿”的同意,转行做了司机。学徒三个月后,张国良第一次独立开起了铛铛车。这可是个力气活儿。那时,铛铛车司机左手转电闸轮,负责启动,右手转刹车轮,管着制动,脚下还要踩着铃铛,一天要工作8个小时:遇到早班,5点出发;遇到晚班,夜里11点回家。

  “不说别的,就说那个刹车盘,有一个铰链,完全靠手转动,转的时候由轻变重,一天下来,胳膊根本受不了”,张国良双手比划着,眼睛睁得很大。

  不过,铛铛车司机这份工作仍然让张国良感到了快乐。他穿着中山服,头发梳得光亮,小伙子打扮得很帅气,开车的时候经常会引来车上女士们的目光。而周围的邻居和以前卖票的同事也都会向他投来羡慕的目光。

  即便如此,张国良仍然没有摆脱挨打的命运。这回打他的变成了国民党兵。张国良说一次他开车过了中南海的车站,这时几名大兵突然向他伸手拦车,他制动不及,车稍微停得远了一点,结果脸上便挨了大兵的几个嘴巴。

  “铛铛”退休老人渴望重登铛铛车

  解放使一切发生了变化。电车公司从私人的变成国家的了,有轨电车车身从木制的变成铁制的了,而最重要的是电车两个大“辫子”之间挂起了“五星红旗”,“我们从没挂过日本旗,也没挂过‘青天白日’,就挂过新中国的国旗”,老人说。

  从1949年开始,老人始终继续着自己的铛铛车司机工作,直到1965年铛铛车退出历史舞台。“当时都说,轨道太影响交通,所以就拆了”,老人说拆轨道的地点就在北新桥总站,那时他和同事都目睹了这个时刻。但是他没有流泪,也没有留下什么照片做纪念。


  “当时就觉得搞建设,有更先进的,这些需要淘汰”,老人现在觉得有些遗憾,没有什么值得纪念的物件可以留下来。

  本报的一则关于铛铛车五一重现前门的消息给老人的“铛铛梦”带来了希望。当家人告诉老人这条消息的时候,平常很少讲述自己故事的老人开始向家里人诉说关于铛铛车的诸多故事。而他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够重新登上铛铛车,回味过去的时光。

  “五一我也得坐坐这车去,我也摆摆谱,这我可是老资格啊。”老人的眼睛已经眯成了一条缝。

  ■线索提供/刘先生
前门的当当车还没开吧?到时候一定去瞧瞧~~
原来鼓楼大街也有铛铛车,因为车子走过的时候就是铛党铛的响声,那响声在我孩童的记忆力好深刻。
楼主发音很标准,过去就是念diangdiang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