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山诽谤案是公权不受节制的怪胎
正民
法大还是权大?这个问题小学生都不难回答。过去每当有人们争论时,我都会趁机卖弄一点学问,阐述法比权大的道理。近日朋友小聚,不知怎么旧话重提。有位朋友引证了山西稷山诽谤案,让我解释,我顿时无言可对。事后再浏览有关稷山诽谤案的报道,心中堵的难受,禁不住想表达,于是拟出这篇小文。
稷山诽谤案源于该县三名干部,于2006年4月将反映县委书记李润山的腐败问题,整理成《众口责问李润山》一文，以匿名信的形式邮给上级和当地37个单位。这本是一件普普通通的举报或批评信件，后来却演变成一件引起全社会震惊和关注的司法案件。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因为公权力不受限制，什么怪事都可能发生。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但在县委书记李润山看来，在他管辖的一亩三分地里他就是皇帝，他就是天。谁敢批评他，就是犯上作乱。自古以来，官员打击报复，需要借机找茬。而李润山则是直截了当。先把自己抬高到“社会”甚至“国家”代表的地位，对批评或举报他的错误，“无限上纲”到“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犯罪行为，然后倒置“批评事实”的举报责任，以“捏造事实”为名，对批评和举报者反咬一口倒打一耙，诽谤罪名即可成立。这种作法简单省事，何等狂妄霸气啊！
公检法是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是打击犯罪的工具。但在稷山诽谤案中，看到的是公检法成为土皇帝的家丁，法律成为土皇帝打击异己的工具。县委书记李润山一报案，公检法就来不及，也没胆量查证批评举报是否属实，精兵强将，互相配合，步调一致，重拳出击。公安局仅用10天就破了案；检察院两次提起公诉；法院依“法”进行“宣判”。就连农村不识字的老大娘都能看出来。公检法是装饰程序走过场，其实诽谤罪名，县委李润山早就定好了。
现代司法的重要理念，是保障基本人权；现代法制的基本精神，要求充分实现每个人的价值，体现人文关怀。李润山对“诽谤”他的人可以不体现人文关怀，但不得侵犯三干部的基本人权。据媒体报道，去年8月2日，稷山县就召开500多人参加的警示教育大会，让两个干部戴铐亮相，伏罪检讨；宣布撤消职务，开除党籍；李润山慷慨激昂讲话。当时法院还未判决，为什么戴铐示众？这不仅是以“侮辱”的牙还“诽谤”的牙，而且是杀鸡给猴看。背后的潜台词再清楚不过，“你们看到了，与我县委书记作对，就是这个下场！”什么法律，什么程序，什么民主，什么人权，在他眼里，统统一文不值。
稷山诽谤案于2007年4月在媒体大面积曝光，万千群众和众多专家学者的声讨和谴责，犹如排山倒海，铺天盖地。几乎一致的认为，这是县委书记李润山以权玩法，打击报复。
据说李润山曾在会上讲，他这个县委书记是组织任命的，不是媒体任命的。所以面对强大的舆论监督，李润山不屑一顾，依然我行我素。从这个角度审视，更加深了我的判断，中国依法治国的最大阻力不是低素质的平民，而是素质不高的官员。如果依法办事，官员处处掣肘。因为既得利益者不会轻易放弃特权—违法的自由。
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都不会因一个小芝麻官的利益，而蔑视强大的社会舆论，漠视千万人的民心。稷山诽谤案轰动全国，影响极坏。遗憾的是上级有关部门至今都装聋作哑，不理不问，真不知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这种现实，给群众传递了一个极不正确的信息：谁批评领导，谁挑战权利，谁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入狱获刑。稷山诽谤案颠倒了人们的是非标准，践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动摇了人们对法律的信仰。
稷山诽谤案只是个案，但足以反映县委书记的权利是无限的，几乎达到无人监督的地步。什么时候能在体制上，将权利这只老虎关进法律的笼子，并对冲出笼子的老虎严加制裁，才能谈得上法制国家。稷山诽谤案的“现实意义”在于，可能带来一些人学乖和沉默，但促使更多人成为变革洪流中的浪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