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0月20日  星期一  晴            

明人“出名”之后

名人不是刻意可以求得的，真正的名声往往都是身后的事。
                ——明人名言

    （前言：连载暂停已有好些日子了，这些天来，仍有很多读者来信来电，关切着明人的近况并鼓励我再写下去。这回承蒙读者之厚爱，编辑之鼓励，再续前缘。我想，开篇之作还是先向大家汇报一下自己一不小心，“成名”之后的点点体验、滴滴感悟为好。然后，像电影里的回忆镜头一样，再拉回到从前，让读者朋友再一次聆听我的有病呻吟。）
    下午在办公室里接待了一位读者的来访。也不知这位美眉是从哪儿得知我的电话，然后不约而至的。这些日子来，有许多读者像这位美眉一样，来电来信希望能来看看我，或是要求我打开QQ视频见见面，对于读者的这份关切，我总是这样回复，你们的情我领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还是通过QQ或电话交流为好。也许正是读者的这份厚爱和一些溢美之词，让我陶醉，让我发晕，竟然有点飘飘然起来。
    这阵子，听了一些读者的建议，我做得最多想得更多的是，借着这“成名”的时机，赶快出书，名扬四海。于是乎，我是频频地向出版社和书商抛去媚眼，期望能得到他们的青睐。但出版社选题卡得很严，他们也有难处，眼下出版社都在改制，经济效益指标明确，责任到人，一本书出来卖不出去，责任编辑得扣钱呀。那天，我跟曾出版过陆幼青《死亡日记》的出版社联系，一位编辑告诉我，出了《死亡日记》后，他们紧跟着出版了《死亡日记》的姐妹篇《一个父亲的倾诉》，结果卖不动，砸了。这位编辑直叹：市场啊市场！他还关切地劝我好好养病，身体要紧。无疑，出版的事是一时没有着落。这时，有读者建议我把作品搬到网上去，比如“榕树下”、“天涯”、“橄榄树”都不错。像安妮宝贝、卫慧等当红女作家，包括陆幼青的《死亡日记》，最先都是通过网上打响的。说得有理，我便照搬，于是乎，我首先向“榕树下”发起进攻，可是，发了几次，稿件都被退了回来，电脑提示是“你的作品不符合我们的要求”。这怎么会呢？我们知道，网上的用稿标准是很低的，我的作品能否打响，的确是个未知数，但不至于达不到发表的要求吧？后来，有读者帮我查看原因，终于查明是我注册时使用的邮箱，在“榕树下”不能使用。注册太麻烦了，那就发BBS吧，也在“榕树下”社区栏的一个叫“疼痛寂寞”上，我一口气发上去十来篇文章，可是好几天过去了，回帖却寥寥无几，再看看其他人的文章，也跟我差不了多少。无疑，由于自己不识门路，走进了一条少人问津的死胡同。这会儿，我是掉转马头，直奔“天涯”。
      “天涯”的“舞文”果然是个不错的“码头”，这里吵吵闹闹，人气旺盛，在线人数都保持在四五千以上，不愧于流行文学的先锋地。我那以“性爱时分”打头的《有病呻吟》上去后，点击率挺高，半天时间便达到600多人，只是回帖很少，但没过几天，访问量也渐渐地少了，虽然这期间我是夜以继日地顶着，但终究难挽失宠之势。这时，有热心读者看到后急急来电，质问我：明人，你这样整日挂在网上，干吗，你要注意身体呀！你把这严肃的作品发到这流行网上会有人看吗，你想达到怎样的效果？读者的断喝，让我惊醒过来，是啊，在这个被称为中国大陆网络文学的成人版上（我是后来得知的），我这规规矩矩的《有病呻吟》会有人欣赏？看看人家的题目，就会让你大跌眼镜，什么“单人房 双人床”、“在被美女围绕的日子里”、“十二个同居女友”，更有甚者，干脆赤裸裸地叫“插入”、“抽动”，以此来吸引读者的眼球。以致有网友发贴抨击：“天涯”怎么成了集体纵欲的地方啊！无疑，我是刚出死胡同，又误入了“烟花巷”。
    从网上退却下来后，不，准确地说是败下阵来后，我只感到浑身疲惫，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涌上心头。靠在床上 ，我问自己，明人啊明人，你不是常说钱财是身外之物，名声是过眼云烟吗？而这会儿你怎么又拼命地追逐起名利来呢？难道你还走不出“落水要命，上岸要财”的怪圈吗？明人啊明人，你切切不要“上凳上桌，上桌还要上佛堂阁”！这时候，一位热心读者的规劝，让我感动，她在电话里切切地对我说，明人啊，你还是保重身体要紧，然后慢慢地写你的《有病呻吟》，至于能否出书，不要急，还是顺其自然为好。下午在单位里，一位同事问起我的事来，她也说，身体是1，其他什么名誉啦，钱财啊 ，都是0，没有了1 ，0 最多也没意义。他们说得多好啊，可我怎么就是拿得起放不下、想通了做不到呢。这时，我突然想起著名诗人藏克家的一首诗，叫《有的人”》，这首我年轻时非常喜爱的诗写到：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把名字刻入石头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对于名，对于利，这首诗说得是多么的透彻啊。也只有到了这会儿，我才明白，名人不是刻意求得的，真正的名声往往都是身后的事。那我一介病夫，就那么经不起表扬，给你一点海水，你就泛滥！为什么还要拼死拼活，出什么书呀名呀！
     经了这阵子的折腾后，我终于明白，热闹过后是平静，病人就是病人。大概是过度劳累的缘故，这几天我时感腰酸背疼，视力模糊，看东西好像隔着一层雾似的，会不会是病情复发或是恶化？明天，我得到医院里好好看看，检查一番……

2003年10月21日  星期二  晴
    假如只剩三天光明

    三天的时间很短，三天的时间也很长；给我三天，我要还它个千年。
                                    ——明人明言

    很早以前，曾读过美国著名作家海伦•凯勒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读后，为这位盲聋作家对生活的那份热爱，那份执着而泪流满面，深为感动。可是，谁也预料不到的是，时隔多年后的今天，我竟然也会走上海伦•凯勒的那条路——我的眼睛突然间快要瞎了，在剩下不多的能见光明的日子里，我该怎么办？
    鉴于这几天视力下降，看东西模模糊糊，今天，我想还是到眼科检查一下为好。经熟人介绍的这位女大夫给我做了仔细检查后，很明确地告诉我，我得了是很典型的药物性白内瘴，但你不要怕，先开一点药水滴滴，如果真的不行，再做手术，白内障的手术如今已很成熟，可以说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大夫的话可谓轻描淡写，意欲安慰人心，但我乍听此话，我的感觉还是天塌下来一样，天呀，好端端的眼睛为什么要瞎呢？这边的病还没好，怎么又出来一个什么白内障呢！真是祸不单行啊，坐在回家的公车上，望着车窗外那糊糊的街景，我是愈想愈伤心，禁不住的泪水溢出了眼眶……白内障这病过去我是听说过的，大多发生在老年人身上，待病情发展到眼睛完全瞎了之后才能做摘除手术 ，至于预后任何姑且不论，就是眼睛慢慢变瞎的这个过程，谁又能够心平气和、坦坦然然地去承受呢？
回到家后，家人、亲友、和一些知情的读者朋友，给我说了好多好多“白内障没关系的”、“是小手术”之类安慰的话。是啊，如果这事发生在别人的身上 ，这样的话我也会说。当和尚和尚真的轮到你的头上的时候，那你肯定会想，那百份之零点一的危险不是照样还存在的吗？感冒死人的事儿还有呢。最后，当我渐渐地冷静下来，我就想，假如，不，这回是真的，在我的眼睛变瞎之前的这段时间里，我应该要赶紧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海伦•凯勒在她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一书中写道：第一天她要仔细地看看，周围那些平时朝夕相处、施于她无尽之爱的人们的音容笑貌；第二天她要去历史和艺术博物馆，认真地了解人类漫长的发展历史；第三天她是马不停蹄去饱览山川河谷，到人类生存的美国最大城市看个究竟。海伦•凯勒是幼年失盲，世上的一切景色对她来说都是陌生而新鲜的。而我的情况跟她不同，在我走过的四十余年的生命历程中，大自然的瑰丽与险恶，人类面目的高贵与卑下，我该看的我都看到了。今天，在我所剩不多的能见光明的日子里，无疑我要做的已不是怎样最后看一眼这个世界，而是要把我所看到的世间一切，真真实实地记录下来。记得一位伟人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的一生，应该生一个孩子，种一棵树，然后写一本书。便算是完美地完成了人生的使命。显然，一般人做到前面两点是不难的，但做到后边这一点就难了。对照自己，我也心知肚明，我是绝然写不出像巴尔扎克那样的《人间喜剧》，也写不出像马克思《资本论》那样的鸿篇巨作 。但我还是要写，翻看自己的案头，还堆积着三大类的书稿，一是诗歌。那是我年轻时饱蘸喜怒哀乐的心血结晶，是“少年明人之烦恼”，它描绘的或深邃或高远的意境，展示了明人成长中的心路历程。这些已整理一半的诗稿，本来去年就准备付梓的，后来一病，便搁下了。这会儿我要赶快把它整理好，装订成书。这是我第一天要做的事情。第二天，我要快速去整理我的业务类手稿。十多年来，我已陆陆续续积下了几十万的文字，这些文字，或以客观的笔触，纪录下了现实社会光明与黑暗的多种色彩，或以理论的角度，阐述了笔者对当今社会的所思所想。无疑，这些文字是肤浅的，是微不足道的，但它却是最真实的，在历史那浩如烟波的长河中，它是一滴水，一粒沙……所以，我还要用心地把它做好。第三天，便是修改整理好眼下正在连载的《有病呻吟》，这些日记基本上都已写好了的，生病以来的这一年多时间里，我已写了一百多篇的“有病呻吟”，只是写时没考虑到见报发表，写得比较潦草，这会儿要做连载，或将来出书，我必须再进行一番遴选修改，认认真真地把它写好，作为自己留给世界的最后一份礼物，献给病人和病人家属，以及在苦难中沉浮挣扎的人们。
    三天的时间很短，三天的时间也很长；给我三天，我要还它个千年。它让我看清楚了自己所走过的生命历程，也让我游览了一番人生的坎坷艰难。做完了这三件事，我想我的眼睛也差不多看不见了，这时，我要做好一切准备，走上手术台，与现代医学做最亲密的接触，接受光明与黑暗的最后一次较量，然后，一切听天由命……

2004年12月7日   星期日    阴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

    “无所谓/谁会爱上谁/无所谓/谁让谁憔悴/有过的幸福/是短暂的美放过了自己/我才能高飞。”我认为，杨坤演绎的《无所谓》，无疑是人生最后时刻最真切的呐喊。
                           ——明人明言

    今天返温。这趟上海看病之行，本来是想依着一位国内名医，给自己这疑难病症及并发的眼疾指出一条出路，增强自己治病的勇气和信念。可是，当我住下饭店后，给沪上一位与我同病的病友打电话，想问问她的病情，她妈在电话里却声音哽咽地告诉我：敏走了，五天前走的。听到这个消息，顿时，我整个人都瘫了，只觉得眼前天昏地暗，剩下几点星光像鬼火似的在黑夜里泛着磷光。无疑，这趟上海之行，我是拖着摇摇的病体，希望而去，伤心而归。
    晚上在家，读着陆敏家人为其制作的纪念文集，有关敏的往事便又一一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敏是我去年夏天在上海仁济医院住院时认识的上海姑娘，她住在我隔壁的病房，与我得的是同一种病。有关她的情况我在前面那篇“病友的故事”里已简略地说过。其实她的病不重，各项化验指标接近正常，比我要好得多。可是她的心情总是不好，整日无精打采，郁郁寡欢。她妈说她是得了严重的忧郁症。我出院时她还住在里边，我回家后二三个月会跟他们通一次电话，但更多的时候是她妈接的，她会向我说起敏治疗过程的点点滴滴，并很详细地询问我的治疗情形。最后一次通话，大约是两个来月前，她妈告诉我敏又住院了，并发症很多，内脏感染，病得很重，最后切开气管上呼吸机……
    最近我也并发白内障，视力急剧下降，因夹着肌病，到底能否做手术，温州方面的大夫说吃不准，我急得很。到了上个月的下旬，因着生病的缘分，我认识的几个病友，恰好要到上海给一位国内有名的权威大夫看病，我便跟了她们过去。由于这几位病友跟大夫密切关系，这求医的过程也就变方便多了。到达上海的当晚，我们就直接赶到大夫的家里，围着客厅的沙发，挨个地给他看，大夫看后给每个人开出化验单子，要我们第二天去医院化验。第二天一早，去医院之前，我在饭店的房间里给敏的妈邱阿姨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我在上海，她听后马上说要过来看我，要了饭店名字及房号，不到片刻，便找上门来。她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你真好，还记着我们，敏快不行了，现在躺在医院里，都变成植物人了。”“变成植物人？像我这种病会遭遇植物人？”我听后是一阵的惊讶，心中生出一种说不出的哀伤……
    各种各样的化验整整忙了一个上午。化验结果要等一星期后才能出来。同来的病友有的先回家了，有的去买东西等办其他的杂事去了，我明天上午还得做核磁共振。惦记着敏，下午我便熟门熟路，赶到我以前住院过的风湿科病区去看敏。敏住在44号病床，一听床号，就感觉不好，“44”，谐音“死死”，多不吉利的名字呀，但病情已到这个份上，这话我也就不说了。进得病房，出乎我意料的是，我看到，静静躺着的敏，眼睛竟然睁得大大的，定定地注视着天花板。我走到床头，伏下身来，轻轻喊着她的名字时，她的眼睛竟然也会一眨一眨……她妈说，近一个月了，敏都是这样，没一点点的反应。莫非这就是自己以往听说的植物人？看着敏变成如今这幅模样，我鼻子一酸，止不住的一行热泪涌出了眼眶。敏的妈告诉我，10月29日那天，敏说话的声音已很微弱，她说，“妈，我快不行了，你不要离开我……”无疑，这是一种预感，当天夜里，敏便进入了休眠的状态。这一个月来，做父母的每天陪在床头，不断地跟她说话，期望以自己发自内心的呼唤，唤醒睡梦中的爱女。另外，他们还在敏的床头放着台录音机，天天放送女儿在生命后期最喜爱的歌曲：杨坤的《无所谓》和满文军的《懂你》， 做为母女之间的心灵对话。“无所谓/谁会爱上谁/无所谓/谁让谁憔悴/有过的幸福/是短暂的美。”我想象得出来，敏喜爱《无所谓》，那是她深切体验过爱之昙花一现后的一种超脱。而《懂你》”，则是她对生命、对母爱、对人世的最后留恋。是啊，敏无所谓了，敏懂了。可是，我还在乎，我还不懂。这天夜里，在独身下住的饭店里，想着敏的惨状，再联想到自己不能控制的病情，禁不住的悲从心来，一个大男儿顾不及什么颜面，躺在床上，彻彻底底、痛痛快快的大哭了一场。
    回家后，我总是惦记着敏的病情。以前我经常从报纸上看到那里有植物人苏醒的报道。这会儿，我想建议敏的家人在网上发布信息，向国内外求救，可能会有一点希望。还有，敏住的床号也得换，44，总是一个不吉利的号。半个月多后，我再次到上海看病，要把自己这想法告诉敏的家人。可是，当我再次拨通电话时，传来的噩耗让我明白，黄泉路上不分老少，真是天忌红颜，尽管年轻的敏漂亮、聪慧，善良，可就在五天前，她还是匆匆地离开我们这个世界。也许是他们考虑到我远在温州，没有及时告诉我。敏走后，他们家人给她编了一本很精致的纪念文集，邱阿姨说，她要送给我一本，留着做个纪念。
    黄浦江畔，十六铺码头，冷冷的寒风中，邱阿姨推着车子早在等候着我。她身着大红的羊毛衫，发际扎着红丝带，手里拿着大开本的纪念文集，看我有点讶异，她说，敏走了，但他们不想把她当成丧事办，而是把这当做是她一次远途的旅行。她病得太苦了，她的离去也许也是一种超脱。因而，前天在龙华殡仪馆举行的追思会上，没有黑色，不见灰暗的色彩，大厅里摆满了鲜花，背景音乐始终放送的是肖邦的奏鸣曲和《无所谓》、《懂你》，敏安详地躺在鲜花丛中。他们要把追思会开成敏的一次生日派对，祝她在走往天国的途中一路走好。
    告别时，邱阿姨说，虽然敏走了，但希望我以后来上海时去她家做客，还可以住在她们那儿，毕竟，这也是人生中一种难得的缘分。是啊，这是一种难得的缘分，人生中不可能有第二次的际遇。只是我不知道，这缘分，这际遇，到底蕴藏着何等的含义？何等的意义？

一口气 看完。 很有吸引力 很感人。 期待后文。。。。。。

2003年12月28日  星期日  晴

     无影灯下的断想
   
    无影灯下，这个划分着生与死、光明与黑暗的地方，这个一般人难以到达的世界，对我来说，意味着别样的无奈和精彩。
——明人明言

     在人漫长的一生当中，有个伤风感冒头疼脑热等生病的事，是谁等也躲避不了的，然而，像我这般年纪不是很大，却三番五次地躺上手术台的人，想必不是每个人都能有机会享受得到的。前天，当我再一次躺上手术台，做完白内障手术后，想着无影灯下的一幕幕情景，想着大夫那划分着生与死、光明与黑暗的一刀一法，我觉得有好多思绪需要梳理，有好多话儿需要叙说。无影灯下，这个一般人难以到达的世界，对我来说，意味着别样的无奈和精彩。
    这次的白内障手术，我是经过反复考虑才决定做的。因为夹着肌炎，怕手术会加重病情。为此我特地去了两趟上海征询专家的意见。可专家的意见始终是模棱两可。眼看着视力一天比一天模糊，最后还是自己担着风险，下了决心动这次手术。手术是成功的。一下手术台，戴上眼罩，睁开眼睛，我就看到了原来的世界，而且出乎意外的，原先的近视也没了，如今看这世上的一草一木，一人一景，比原来的更加清晰，更为明亮。手术的成功归成功，但我心里头仍感到这手术做得还是有点冤。这白内障，明摆着是因了自己这肌病，服用大剂量激素之后带来的并发症。前阵子，当我眼前的世界变得一片模糊时，我是伤心极了，也害怕极了，年纪轻轻就告别这光明的世界，想着这可怕的未来，我觉得大脑里边是一片空白。
    12月24日上午，我开始做手术。根据手术流程，先做右眼，两天过后再做左眼。这么做据说是为了保险。应该说，做手术我是老客了，手术室的一草一木我都很熟悉。再说，主刀女大夫是我通过熟人介绍挑选的，据说是该医院里做白内障的第一把刀，责任护士术前也再三地向我灌输手术的如何安全。 可是，当我由护工搀扶着，一步一步探进手术室大门时，我依然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害怕。眼科手术毕竟是眼科手术，是细工的活儿，稍有忽闪，便成大错。于是，当我躺在手术台上时，我脑袋是清醒得很，虽说眼睛不能看，而耳朵时刻倾听着大夫和小护士们的一举一动。先是助手给眼部及周围清洗，然后给脸部蒙上沙棉，皮胶粘不住胡须，只听一男声说：“要是没有胡须多好啊。”“废话，要是没胡须，还是男人？”女护士反驳道。接着，他们就拉扯到男女话题上去了。在整个手术的过程中，我不时地听到他们说着奖金，说着街坊流传的风流逸事。听着他们远离手术的闲扯，我觉得可气又可笑。人命关天的当儿，他们的工作态度怎么会是这样？现在想来，我当时的想法肯定是很幼稚很弱智的。像我这类的眼科手术，对他们来说，一年要做上千例，是小菜一碟而已，是最平常不过的玩意儿，就想自己以前当车工车一个标准件一样，简单方便，；也许，做眼科手术确实紧张，于是紧张的工作压力，使得她们更需要用开开玩笑来调节神经，就像外国的警匪片里男女主角，在破案的危险时刻，还调皮地开开玩笑，接一个吻，然后手脚麻利地干掉敌人。我的手术做得很快，也很顺利，从进去到出来，从头到尾也只有半个来小时，对我来说，却是经受了一场光明与黑暗的生死较量。最终，我胜利了，我再一次领受到了手术室的美好和可爱，同时，我也悄悄地喜欢上了这一群可爱的白衣女战士。
   在我多次的手术当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去年做肌活检手术。严格来说，这算不上是真正的手术，只是它也是在手术室里进行，也是由外科大夫操刀，我姑且也把它归到自己的手术史档案。那是我肌病初发，诊断未定，需要做一个肌活检来做最后确诊。所谓肌活检，就是在大腿的肌肉深处挖一块肉，拿去做病理化验。好端端地在大腿上挖一块肉，那不是痛死了？因而，这挖肉的活儿也必得外科大夫来做。手术是在门诊手术室里进行的。手术室也有门诊与住院之分，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大概是做手术的人太多了吧，附一医特地开设了一个门诊手术室，专门做一些小小的、迷你型的手术。给我做手术的只有一位大夫，配一个护士。他年纪比较大了，据说是退休后返聘过来的，拿一点奖金。当然，这些都是大夫在做手术时告诉我的。他问我得了什么病？我说得是要命的病。他笑笑，这算什么？他一生当中做了不知的手术，大多是很重很重的病人，有的病人一上手术台，就没有下来。那才叫悲剧。大夫脸面慈祥，笑容满脸，他是一边操刀一边跟我聊天的。他劝我：要振作精神，年轻人，与那些重病号比起来，你真的算不了什么。未来的路还很长。我说大夫，你说的道理我都懂，可是正是由于年轻，有好多好多心愿我尚未实现，所以才感到格外的痛苦。由于是小手术，又做了局麻，也不痛，因而，这半个来小时的手术过程，也就成了我与这位主刀大夫关于生命意义的讨论。缝合伤口时，他说，我给你缝好一点，缝一个“丰”字，祝福你今后年年丰收，一生丰盛。如今，这刀痕“丰”字，依然还清晰地刻在我的大腿上，我不知道，这美好的“丰”，这大夫的祝福，到底能够陪着我走得多远？
    回想着自己的多次手术，每一次看似都是独立的手术，其实里边都缠着说不清的因果关系。像肌活检和白内障，都是因了肌病就不必说了，更早的那次头部手术，现在追究起来，便是肌病的导火线。那时1998年夏天的一天，天下着雨，我开摩托去上班。在一个十字路口，突然，一个闯红灯的骑车小伙子横穿过来，我躲避不及，撞到了一起，顺着冲势，我被摔出好远，一头撞到了马路中间的铁栏栅上，顿时，我只觉得头部麻了一下，爬起来后一摸脑袋，糟了，头顶上开了一条很深的沟沟，一看摸过的手全都是血，我赶紧脱下衬衣把头包扎起来，然后很镇定地喊住小青年一起去医院。打的到了医院，亲属未到，我不放心，还叫来保安看住小青年后，自己才由医护人员搀扶着进了手术室。也许是失血过多，也许是打了麻药，一躺上手术台，我便失去了知觉。我恍恍忽忽地觉得，手术做了好长好长时间，我还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去了个很远很远、从未去过的地方去旅游……无疑，这当儿，我只有神游的份儿，我生命的权力已完全交给了大夫。我知道，有好多人就是在这神游的过程中真的神游到了另一个世界。庆幸的是我还能一觉醒来，手术已做好。躺在推车上我听大夫告诉家人说，我缝了二十来针，从右耳上边开始一直缝到天灵盖的左边。幸好还没伤着大脑，如果再深一点点，后果就不堪设想。脑电图显示有点轻微脑振荡，但不碍事，过几天就会好的。当天，这位肇事的外地打工者赔了我500元的营养费后，便算是了结了这起事故。只是，打这手术以后，我的腿脚渐渐地变得没有力气，有好几次登山都是半途而退，走路时也有点点晃动。别人说我“跛”，我还死不承认。待到“跛”的程度愈发严重，我不得不承认时，才想到去医院求治。可是，看了好多医生，他们都看不出我“跛”的毛病到底出在哪里。直到去年单位组织体检，意外地查出了病因。然后，我从专科大夫和专业书本上了解到，肌病的发病原因有多种，外伤诱发是病源之一。后来跟病友说起，他们也都说自己有外伤的经历。直到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我这搞不清的肌病，都是这外伤惹的祸。
    我还做过好多次手术，每一次上手术台，我都会有得到点点感悟。我想，手术，是检验生命质量的一道门坎，是生命之旅通往鬼门关前的军事演练。

2004年 4月11日   星期日   雨后初晴
    病友做伴享春光   
   
    没有功利色彩的病友会真好，大家说的话儿是透明的，大家的笑声是彻底的。我们图的就是一种无极沟通，无私相助，一抹心灵的慰籍，一份随缘的快乐。
                                        ——明人明言
                                                      
   
    早上起来，天气放晴。 准备已久的春游，今天终于成行。
    作为这次活动的召集人，昨天夜里我是担着一肚子的心挂：昨天还是有雨，要是今天再下雨，这春游计划、这盼望已久的好心情就全被冲跨了。毕竟这是一次特殊的春游，我召集的这一拨人儿,跟我一样,都是些类风关、红斑狼疮、肌病等免疫系统疾病的病人,与他们认识，是通过医院、报纸等等各种各样途径结缘的.如今大家康复得都很好。平时，我们更多的只是电话联系，极少走动，搭着这春日的光景,有人早早提议,叫我牵头，搞一次春游活动.让我们这些久违了阳光的月光男女们,也好好地分享一丝春天的快乐.
        为了这次春游的去处,我曾对着一大叠的旅游资料，伤透了脑筋.毕竟,病人不同于健康的人,地点远的怕体力吃不消,近的又觉没新意,有山的爬不动,临海的怕天冷。最后,我把地点落在楠溪江。这儿呢,离我们居住的市区不近也不远,有山不需要爬山,有水也不必涉水.恰好适合于我们这些久病初愈的人儿散散心，舒展舒展筋骨。末了，我把这次活动交托给了一家旅行社，美名曰“快乐之旅”。其目的是让自己轻松一点，快乐一刻。只是后来这旅行社的表现实在让人不敢恭维。旅行社是新办的这我是事先知晓的，但我想不到的是，带队的导游竟然会是第一次上路，对我们要去的楠溪江几个新景点竟然不知怎么走。在兜了几趟冤枉路后，病友当中有人发火了，嚷嚷着要旅行社陪……这会儿，我是心急火燎，忙不迭地劝着大家：我们都是病人，是来散心的，为的就是一份快乐，犯不着为这点小事发火生气，好在楠溪江不大，我们完全可以自己去游……病友们都是通情达理的，听了我的这番话，也就转怒为乐了。
    病友相聚,总是一件快乐的事儿。说同声相应也好,说同病相怜也罢，毕竟,这也是一种缘分,一种难得的人生际遇。我们这些病友当中,地位身份不同,工作学历各异,家境有富有贫,病情有轻有重。然而,我们的相聚是平等的,谁也没有瞧不起谁的味儿。像这春游队伍中的小妹妹了了，她患的是红斑狼疮，病情虽轻，然而其心理负担很重，始终不愿承认自己会得这种病，乃至大夫开给她的药也不服用。这回春游，有人提议一定要叫上了了，让大家好好地开导开导她，帮她一把。是啊，依着相同的病情,和那一份对生病苦苦的体验,我们把世俗的一切都抛在了脑后。我敢说，在当下时兴的结社拉帮当中，病友会是最纯洁、最没功利色彩的团体了。这次春游，我们说好是AA制的，但仍有做老板的病友买了东西坚决不入帐。想起以往我们多次一起到上海看病，也都是这些做老板的病友请客吃饭，一路打点。是的，我们这些病友之所以会走到一起，图的就是相互间的无极沟通，无私相助，一抹心灵的慰藉，一份随缘的快乐。于是,当我们漫步在丽水街头、狮子岩畔,大家的话儿是透明的，大家的笑声是彻底的。在青山绿水的怀抱里,在这些不经意的谈笑间,我们郁积心头的烦恼得到了宣泄,生命的天空悄然放晴.
        病友相聚,免不了要说说生病的事儿.在楠溪江畔的一幢竹楼里,我们这一拨病友真的可谓是清茶一壶,坐而论道.只是,我们说病情,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愁眉苦脸,哀声叹气,病友们更多的是交流、讨论怎样治病,怎样走出生命的禁区.作为同龄人,我们自然也说说老公,说说老婆,说说老婆的好，说说老公的坏，未婚的也禁不住地说起爱情来，表露出的却是一份渺茫的希望。当然，我们还特别关心人的信仰、命运、宗教问题,毫不讳言地谈到了自己生命的归宿.可谓无所不谈,海阔天空.只是,既是说到最严肃的话题,我们也是抱着极为平和的心态,一边品茗,一边像讲述别人的故事一样,慢慢地说着自己身后的事.
         欢娱的时光总是很短.在归途的车上,我们依然是一路欢声笑语.唱唱歌儿,也说点"草话",在打情骂俏之间,我发觉,病友们的心态是十二份的健康.

2004年5日8日  星期六   雨
     恢复上班周年纪念

    忙也好，闲也好，人都要适时地安排好自己。只要自己心态好，做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出自身的价值来。
                            ——明人明言
    今天是节后上班的第一天，记得去年五一节后，我也是这个时候恢复上班的（去年因非典五一只休息三天，大概是五号上班。详见“相逢在非典的日子里”）。掐指算来，我这次复出已整整一年了。时间过得真快，记得前年也是五一时节，我陪着从国外回来探亲的妻弟尽情地游玩了雁荡山、楠溪江后，便住进了医院，开始肌炎治疗。几天前，一别两年的妻弟又回家来了，在机场出口处，看到我身体恢复得如此之好，飞奔地过来，紧紧地篡着我的手，使劲地摇着，连说“恭喜！恭喜！”是啊，在这么一个特别的年份里，抱着一种特殊的心情，我应该好好地回头看看，写下一点什么，留作纪念。
    这一年来，我的身体状况总体上说来，是大大地好转，是一天一天地好起来。前几天我测测血压，意外发现原来因服用激素而一直偏高的血压悄然间变正常了，也就是说激素的副作用没了，各种并发症也大为减少，最主要的还是自己的双腿渐渐地有力了。今天早上晨练，我从自己居住的公寓底层开始，一口气就上到五楼。这在去年这时节是根本无法想象的。记得去年刚上班那会儿，上下班走到公交站头，没几步路，都走得气喘吁吁，浑身冒汗，感到很吃力，心里头还有点紧张，深怕自己一不小心摔到（刚开始是骑摩托车，后来摔了一跤，就不敢骑车改乘公交）。这一年来，为了检验自己的体力，我还跟在同事、亲友的后头，游玩了横店、寨寮溪、大罗山等，还自己牵头，带着一班病友春游了楠溪江。当然，旅途的跋涉是有点累，而我的出游原则是：累肯定是要比别人累一点的，只要能适应就行。比如在景区游玩，别人走快一点，我就走慢一点，最后还是一样能到达终点，只不过是赏景的时间少了一点。还有到那些高山奇峰，别人努力攀登，登上了顶峰，看到的可能是壮美的景色，而我上不去，就只能一个人独自停留在半山腰，静静地欣赏这半路的风景，想着淡淡的心事，我觉得也别有一种滋味漾在心头。今年开春以来，每逢节假日，我经常一人乘着公交车，带着相机，到原先自己熟悉或不熟悉的郊外走走，练练腿力，拍拍风景，瞧瞧变化，散散心情。我觉得自己的生活是充实多了。
    当然，这一年来，如果要正视现实，也可以说是余灾频频，首先是反映肌病的主要指标肌酸激酶总是居高不下，并呈上升态势。就是说，只要指标还高，就说明你的病还没有好。为这儿，年底年外我去了两趟上海，找一位国内著名的大夫把脉，但面对我这复杂的病情，这位在亚太地区有名的大夫也说不出个所以来。他只能像我的好多亲友对我说的一样，安慰道：指标是不重要的，只要身体状况好，感觉好就行。为了这该死的激酶，我曾多次跟远在济南、与我病情差不多的病友老孟同电话，探讨治疗方案，我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病是很难根治的，激酶高就让它高吧，由着它吧，走自己的路。话是这么说着，病却不是那么简单，去年底，我的白内障并发，多方征询治疗意见，最后不得已还是住进了医院，去做了摘除手术。手术虽然是十分的成功，但我不知道，接下去仍有什么不可预知的并发症还会爆发。
    病归病着，既然上班了，那就要做一点事情。这一年来，扪心自问，我撑着病体，还是做了一点点事儿的，只是离自己的要求仍有一大截的距离。刚上班时领导交给我的一个任务是，把单位内部的责任制予以修改，这需要做大量的民意调查，反复推敲，忙碌了两三个月，然后顺利地付之实施。在接下去便开始整理这《有病呻吟》文稿，一边整理，一边连载，领导的支持，使我很认真地把它当做一份正式的工作去做，前前后后，也花了两三个月时间。文章在报纸上连载后，读者反响挺好，在与读者的交流沟通当中，我可谓是因祸得福，交结了不少同病相怜的病友，和情投意合的朋友。这病友，这朋友，认识于患难之时，超越于名利之上。是他们的时时关心和爱护，伴着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心情低落的险滩。我要说，这样的情谊，对于病人来说，比任何良方妙药都要好，这情谊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就像一首歌唱的那样：不管以后我们将如何结束，我将会永远地记住他们，记住他们那每一句温暖的问候，每一个微笑的表情……
     无疑，当我在做着上述工作的时候，有时也是挺累的，但我累得心甘情愿，累得心情愉快。毕竟好久时间没工作了，闲赋的苦恼，失去工作的烦躁，这会儿是缓缓地得到了宣泄和疏解。也只有在这时，我真正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工作着是快乐的”这句至理名言。只是，今年春节过后，我的工作又闲了下来，也许，是领导考虑到我尚未完全恢复的身体因素，不敢给我派硬任务，而我自己也是不敢主动请缨，要求担任一线工作。就这样，我只能以类似于调研员的身份，除了写一点论文，做一些调研，提一点建议之外，也就没别的事儿可做了。如同人们说笑党校学习一样，是“养养神，认认人，串串门”。我目前也处于这么一种亚工作的状态。亚工作状态也好，半工半休，它让我可以一边工作，一边有更多的时间调养自己，尽快恢复健康。另外，借着这难得的时机，我可以多看一点书，也参加了好几期的短期培训。我想，大丈夫可屈可伸，忙也好，闲也好，人应该要学会适时地安排自己，包括工作和生活。我想，只要自己身体好了，其他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前些天，单位领导来找我，说是有一项新的工作要我去做，工作量蛮大的，相当于一个人正常的工作量，有权力，也有责任。他来征求我的意见。对这，我是二话没说，就应承了下来。我是这么想的，这活儿可能是比较累，我有可能体力上吃不消，但我首先要去试，尽力地去适应，要是真的吃不消，再打退堂鼓也不迟，像我这种情形，做领导的肯定是能理解和宽容的。这么想着，我也就坦然了。我想，做任何事情，不管这事儿是轻是重，是易是难，只要自己心态好，努力着去做，都可以把它做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从中体现自己的价值来。

2004年5月14日  星期五  晴
   “经济人”与“社会人”

    时代催生了“经济人”，时代更呼唤“社会人”！社会的病，最终还得由社会来治。
                                   ——明人明言

    昨天我又一次拒邀，没去参加一个朋友召集的经济话题座谈会。推脱的理由是有事难以抽身，实际上是不想去。今天想起这事，我心里头仍觉得怪怪的：打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对以往乐此不疲的经济活动悄然间地失去了兴趣呢？
    与经济打交道，在商界里混着，与我来说已有二十来个年头了。先是自己做个体，虽说没赚多少钱，但还是天天与钱做亲密接触。然后吃上了公饭，接手的工作更多的还是经济领域。这十多年来，大凡经济领域的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活动，我几乎都亲历过。什么高层经济论坛啦，外出招商啦，还有层出不穷的新闻发布会，产品展示会等等，在这迎来送往的应酬中间，我结识了不少商界朋友，也应邀担任一些企业顾问，为他们做点形象策划、“提水倒茶”等等差事。我俨然成了一个不搞经济的 “经济人”。那会儿，我是这么认为的，中国的发展关键是经济，改革的主体也是经济，提高百姓的生活更是离不开经济 。在这么一个全民皆商、经理满天飞的社会里，把自己定位为“经济人”，在经济大潮里干上一把，弄一回潮，我觉得是一件挺时髦、挺自豪的事儿。我还认为，只有“经济人”才是当今社会的“时代英雄”。可是，两年前突发的这场恶病，让我对“经济人”有了重新的认识。当我躺在冰冷的病床上，当我穿行在灰蒙蒙的医院之间，我突然间要傻傻地发问：经济是什么“东东”？“经济人”又是什么货色？回想自己以往所做的所谓营销策划、企业管理，包括写一点点所谓的经济文章，无非也就是帮企业主怎样把顾客口袋里的钱“骗”到手，怎样节省劳动生产成本，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原来，“经济人”就是经济动物，或者说是冷血动物，它遵循的是竞争原则，它追逐的是利润目标。它没有感情冷暖，讲究的是货款两清。当你置身其中时，你可能会感到搏弈成败的融融快意，而一旦跳出这个圈子，你会蓦然间发觉，做一个“经济人”有时候看起来是多么的可笑和荒谬啊。而这会儿，对于恶病缠身的我来说，钞票最多也没用，感情是变得异常的脆弱，什么搏弈呀，利润啦，于我已是不堪重负。这会儿，我最渴望的是发自他人内心的感情慰籍，和来自社会的点点关怀。我知道，“经济人”我是做不成也不想做了，那么，我今天还能做也喜欢做的，不妨做一个为社会做一点点事的“社会人”。这两年来，由于腿脚不便，我几乎很少外出活动，特别是经济活动更少参加。自己就是靠着一台电脑，一部电话，和读着大量的书刊报章，与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们保持着心灵的沟通和对话。这会儿我也发现，如果说我们当今高速前行的时代列车，靠的是经济的轮子把它推动，那么，这趟列车它仍承载着很多很重的社会问题。前些天我从报纸上看到，说我们居住的这座经济繁荣的小城，每年有一千多人或跳楼，或投河，或割脉，死于自尽。这是一个多么可怕、多么触目惊心的数字啊。从媒体披露的情况看，他们当中，真正因经济拮据而走投无路的极为少数，更多的“走投无路”，是源于自身的心理因素。这心理因素本身便是社会问题，它涉及到社会的公平构建，价值取向，乃至个人的品质塑造等等。它需要大量的“社会人”去从事着这项眼下还少人去做的事儿。这当儿，有人呼吁，政府应该拨款，出面组建“自杀干预中心热线”。只是“呼吁”归“呼吁”，我知道，这样的呼吁往往是很难落实的，毕竟，它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产生利润，不能为政绩工程增砖添瓦，涂抹油彩，它创造的是一种无形的利润，一种看不见的社会和谐。而从事诸类工作的人，他要有无私奉献的济世情怀，才能像宗教信徒那样心甘情愿地坐着冷板凳，默默地去做这项事情。有人说，苦难使人慈悲。自从病了以后，我发觉，自己也渐渐地变得慈悲起来。每每看到病床上那些绝症患者，和街头那些流浪的孩子，我真想伸出手去，摸他一下，扶他一把。实际上这样的事儿我也是去做了。自从我的《有病呻吟》在报纸上连载后，我接到了好多求助的电话，他们更多的问题是“想不开”，为婚姻困惑，为工作苦恼，为生病叹息，一句话，就是难以解开心头的死结。对于他们，我是尽着自己有限的知识和能力，跟他们作无极沟通，做心灵对话。每每看到求助的人因了自己的开导而高兴起来，我也是感到万分的喜悦。这时，我觉得，做一个“社会人”，其实也是一件挺好、挺有意义的事。
    上个月，我参加了党校短期培训，学习“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听了几堂课后，我的心堂一亮，科学发展观讲的“以人为本”，不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人文关怀？领会着科学发展观的精神，我认为，当今社会，要使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我们不仅要做好“经济人”，更应该要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人”！这时，我联想起眼下媒体频频暴光的劣质幼儿奶粉，它害了那么多幼小的生命，给无数的家庭造成了无尽的灾难。我搞不懂，始作俑者怎么就没有一点点起码的人性啊！我更搞不懂，时下怎么会有那么多假冒伪劣东西欺行霸市呢？“除了自己还是真的，其它什么都有可能是假的。”这句民间流行的话，听后真的不是滋味。是的，劣质奶粉也好，假酒假烟也罢，表面看起来，它们是发生在经济领域里的经济事件，但你往深层次里想一想，你就会发现，它暴露出的问题，它真正的根子，还是我们整个价值观念的严重扭曲，社会监督机制的严重缺位！它是一种病入膏肓的社会病啊。我们常说，心病还要心药治。同样的道理，社会的病毒，最终必须还得靠社会这把手术刀来彻底根除。
    我想做一个“社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