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有些仓促”到从容应对
刘效仁

汶川殇,世人皆痛。而中国在悲痛中的坚强,则让世人瞩目。
汶川大地震后,“中国速度”、“中国力量”、“中国精神”,成为很多国外媒体关注的热点话题,他们惊讶于中国政府对灾难的反应之敏捷,行动之快速,部署之周详。(长城在线08-06-12解放军报)
人们不能不回忆起30多年前的唐山地震。“唐山地震后,我们也是举全国之力去救援,尽最大努力去减少灾难带来的损失。可不得不承认,在那个年代,我国还没有‘应对突发事件机制’的概念,那次抗震救灾是在没有多少准备的情况下仓促上阵的。临时搭班子,现抽调人员,现筹措物资,现组织运力,难免匆忙、混乱,影响效率。”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长期从事突发事件应急研究的专家彭宗超对记者说。但也有一点未说到点子上,即那个时代,政治挂帅,阶级斗争高于一切,凡事要讲政治,人民性,人的权利,人的生命价值在政治面前,在阶级斗争面前都显得微不足道。所以,我们有搞政治运动的经验,每一次的阶级斗争,每一次的运动,都应该说蓄谋已久,从来都不是仓促上阵的。而对于危及公民生命的自然灾害,却因为缺乏应对机制而无所措手足。
5月12日下午,刚一获得地震消息,胡锦涛总书记就作出重要指示,并于当晚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部署抗震救灾工作,决定成立以温家宝总理为总指挥的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抗震救灾工作从第一时间起就在中央的直接指挥下展开。震后四个多小时,温家宝总理就出现在灾区,将总指挥部设在前线。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各部门、各地的应急机制,也高速运转起来。从国家财政层面看,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当晚,中央财政就向四川紧急下拨救灾资金7亿元,此后这一数字持续增加,截至6月10日12时,各级政府共投入抗震救灾资金234.58亿元。国务院还决定,中央财政今年先安排700亿元,建立灾后恢复重建基金,明后年继续作相应安排。从社会财富层面看,截至6月10日12时,全国接收社会各界捐赠款物合计444.32亿元。新中国成立以来捐款捐物突破百亿元,这是第一次。
这可以说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我们的国家和政府强大了,我们才能出手快,也出手富足。我们的人民群众的爱心才能得到充分彰显,社会的捐助包括国际社会的捐助总数早就超过了400亿元。
“尤其是在2003年‘非典’后,我国这方面的进步非常快。这之前,国家的各项应急措施还呈现部门应急的特点。‘非典’告诉我们,突发公共事件不是单独一个部门可以应对和解决的。于是,国家的应急机制建设逐渐走向联合,各个机构的职责权限开始清晰,协调应对成为危机处理的一个关键内容。”彭宗超说,这一点在汶川抗震救灾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你看,救人、防疫、物资调配、受灾群众安置、灾后重建等一系列复杂的工作,我们的政府做得井然有序。”
我深以为,更应该看到,党和国家政府应急处理能力的提高,看到应急机制的健全和完善,而其背后,正是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根本确立,是党和国家政府把公民的权利,公民的生命,公民的财产放到了从来也没有过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