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社会主义才是个好东西

    为什么我这里要提出真正的社会主义呢?因为有太多的社会主义，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假社会主义。我这样说，是为了还社会主义的本来面目，和一切假的社会主义有效区别开来。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决定社会意识形态。这是马克思认识人类社会的基本原理。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必须通过这个基本的原理。
　　
　　首先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制度。他的经济基础就是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至于股份制和其他各种类型的合作制，都可以看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初级形态。
　　
　　其次是社会主义的民主管理体制。社会主义的基本的经济制度确立以后，接下来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管理体制问题。包括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的经济体制和民主的政治体制。光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而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管理体制，就不是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谢韬说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其实这句话就其本身来说并没有问题。如果是社会主义，那么它一定是民主的。不存在暴政的社会主义。如果是暴政的，那么就一定不是社会主义。事实也的确如谢韬所说：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是谢韬这句话的背后隐藏着一些别的东西。他的这个民主社会主义是加引号的。我只知道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加引号的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没给苏联百姓带来真正的“民主和人道”，反而导致亡党亡国。我不知道谢韬的这个加引号的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究竟能给中国带来什么？
　　
　　至于俞可平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无非是间接地告诉社会，我们尚没有实行民主。物以稀为贵么。如果民主在社会上已经蔚然成风，人们也就习以为常了。也就不会因为俞可平说的一句民主是个好东西，而引起社会上这么大的反响了。
　　
　　俞可平只是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其实，他似乎没有意识到社会主义更是一个好东西。因为只有在这个制度下，才可以确保人民实现最大限度的充分民主。这是任何其他制度所不能比拟的。
　　
　　不错，我们国家存在太多的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东西。但是，那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恰恰相反，是因为我们没有落实好社会主义制度，滑到官僚主义的旋涡里面去了。所以，我们要改革。改革的目的就是改变违背社会主义精神的管理体制，而不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那种企图把社会主义管理体制的改革变成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革是绝对错误的、反动的。按着这种反动的改革方向进行下去，必然把国家引入灾难。所以，必须坚决反对。
　　
　　那么如何落实社会主义的民主管理体制呢？
　　
　　可以说，世界上所有标榜为社会主义的国家，他们都被这个问题所困扰.
　　
　　我的答案就是依照现代企业制度的模式建立现代国家制度，实行与现代国家制度相配套的现代地区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详细情况参见我的《中国现时社会各阶级之分析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关于现代国家制度和创新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问答》。其中，这里最重要的两点就是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必须是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绝对不可以是政府）和共产党的领导。
　　
　　第三、社会主义的法律和社会主义的道德。在社会主义的制度和社会主义的民主管理体制下，为人民服务、遵守法律和按规律办事成为全社会的准绳，人类最高尚的道德成为全社会的自觉遵从。真正的社会主义必将创造出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道德文明和精神文明。
　　
　　以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为经济基础、实行民主的管理体制和在此基础之上的完备的法律制度和高尚的社会道德，这就是我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理解。

改革开放前我们是官僚主义。

　　长期以来，我们错误地把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国家所有和政府所有等同起来，并在实践中依次取代。其实质是用官为主取代了民为主，用国家主义、实质是用官僚主义取代了社会主义。官僚主义社会是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基本国情。

　　为了把这个事情说清楚，我们得从全民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入手，从宪法的有关论述入手，仔细分析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国家所有与政府所有的意义，准确地把他们区别开来。

　　首先，什么是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由此决定了宪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各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和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这就是生产资料全民所有的主要含义。宪法的局限在于，没有明确提出为适应社会主义化大生产的需要,究竟由谁来代表人民集中行使全民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的代表权.但是上述宪法的解释已经告诉我们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亦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所有。

　　那么，什么是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和政府所有呢？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段统治的机器。它的主要标志是国家机构。我国的国家机构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家主席、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问题是生产资料国家所有，是由国家的哪一机构所有？是由其中的一个机构所有、几个机构所有、还是全部机构所有？在此，显然是模糊的。若由全国人大以外的其他机构所有，则与全民所有的真谛相背离；若由全部机构所有，一则扩大了全民所有的外延，实则易主；二也不符合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必须明确、集中的要求。可是，宪法在第七条“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及第九条“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中，把国家所有同全民所有等同起来，并用国家所有取代了全民所有。在我国，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主要表现为政府所有。当国家所有取代全民所有的同时，意味着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已被政府所有悄然取代了。这就完全违背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的论述。

　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归谁所有；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产品如何分配是生产关系的三个重要方面。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归谁所有，谁的权力就最大。在我国，既然宪法确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那么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就只能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容质疑！可是，我们的宪法却把这最最重要的东西弄反了！人民因此失去了在全民生产资料中的神圣的主人地位。为人民服务成为空谈，官僚主义满天飞了。

　　虽然宪法规定自下而上民主选举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但是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集中代表权却被政府取代了，使得人大的这一最高权力变成了无根之木，因而大打了折扣；虽然宪法也规定职工代表大会监督评议厂长（经理）的工作，可是当企业的厂长（经理）是行政一把手、工会主席以行政副职的身份屈居在厂长（经理）之下时，这种监督便显得格外苍白无力了。在这样的情形下，确切地说，所谓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已经有名无实。因为它已被纯粹的国家经济、实际是行政经济替代了。而美其名曰的所谓计划管理体制也不过是绝对的行政控制体制的化身罢了。又由于执政党党政不分，要么以党代政，政企不分；要么以政代党，淡化甚至削弱党的领导，极大制约了党的监政职能，致使中央的决策在基层屡屡受挫，同时，也为行政和企业腐败埋下了祸根。这是公有制实现形式在根本性质上的严重错位，是方向性的严重错误！对此，原石家庄纪委书记姜瑞峰和现在的河南省副省长秦玉海均疑惑地说：“我们没干好工作，没为老百姓服好务，应该下跪的是我们。可是，现在却反过来了。”原大连市市长薄熙来尖锐地指出：“现在的有些事情是颠倒的。”说穿了，就是官为主取代了民为主，官僚主义取代了社会主义，这就是结论。

中国的问题不是官僚主义的问题，而是政治体制问题。当官员们不用向人民负责的时候，他们自然也就不会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

真正的资本主义倒好了,  其实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主义,  世袭主体由封建皇帝变成了一党执政,  党也由人民本性变成了少数人的意志

什么是资本主义？现在的欧美国家大都从原始的资本主义转型为民主共和制了，如果中国不打内战来个多党执党我想人民生活会更好。现在中国的现状可以毫不客气的说仍然是封建专制型政府，中国的宪法也说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什么是专政？台湾为什么不回来？中国现状没改变台湾永远不会和平回来的。

改革开放至今我们变成了官僚、半官僚半资本和资本主义

　　改革前我们错误地把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国家所有和政府所有等同起来，并在实践中依次取代。其实质是用官为主取代了民为主，用国家主义、实质是用官僚主义取代了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的这个状况，极大地压抑了人民生产的积极性，极大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从78年开始，在邓小平的倡导下，中国着手改革。

　　但是往哪里改？怎么改？这就涉及到改革的方向和方法的两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尽管邓小平后来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国策。可是，由于绝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我们把社会主义搞成了官僚主义。由于我们没有这个正确的、深刻的认识，从开始改革的那一天起，围绕着改革的不同方向，就产生了两个意见完全相反的派别：一个是坚持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左派；另一个是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两派围绕着改革的方向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改革派占了上风。他们背离了邓小平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国策，引进了资本主义制度，企图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来改变中国的状况。

    首先是在国有企业推行的“抓大放小”改革政策。因为其“放小”不过是“一卖了之”，就是把他变成了完全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抓大”，也完全没有具体可行的招数，是“抓而不着”。于是，在放完小后，（其实在“放小”时把“中”的也放掉了）就把目光盯在了大的上面。

　　因为“放小”，还有人买得起。大的就不行了。谁能有那么大的实力！于是北大光华的厉以宁出了一招，来个“一股了之”。在国有中型企业里推行现代企业制度。说穿了，还是变大为小，化整为零，然后再"一卖了之"。其招数和“抓大放小”如出一辙。不过其中还保留了公有经济的一定股份，所以，他是属于半官僚半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

　　剩下的大企业至今还是国家独资的垄断经济，如铁路、电力、电信等，这部分是属于国家主义性质的经济,实质是官僚主义性质的经济.

　　伴随“抓大放小”和“一股了之”这两项改革政策在国有企业的全面实施，国有经济的比例大副下降，相反，民营经济的比例急剧攀升。时至今日，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支撑中国经济的大半壁江山，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已经形成。中国的经济由过去单纯的官僚主义社会演变成为官僚、半官僚半资本和资本主义社会了。但是中国的这种官僚、半官僚半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状态是维持不了太久的。中国现在正处于一场大变革的前夜，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何以言之？

　　1、中国经过二十七年的改革，已经从原来的单纯的官僚主义经济演变成官僚和半官僚半资本和资本主义经济。走资派在经济领域进行的私有化改造已经基本结束.但是在政治领域基本上还是属于官僚主义性质的，没有太大的改观。由此表现出来的是非私有制下普通的人民大众和官僚特权阶层的矛盾、资产阶级和官僚特权阶层的矛盾、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雇佣工人和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雇佣工人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其中尤以前三个矛盾最为突出。这些矛盾日益激化，严重制约了中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2、官僚、半官僚半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丝毫未解决计划经济下的国有生产资料主体缺位的问题。隶属于政府的国资委掌管着国有生产资料。在企业里，国有股占绝对控股优势。那么企业的懂事长、总经理自然是由上面选送，主要也是由上面监管。仅这一点，就会把原官僚体制下的所有弊端如数家珍，一个不剩地全部搬到改制后的企业里面来。

    3、改制以后，企业党委形同虚设，已经没有任何实权。他无法行使应有的对企业懂事长、总经理的监督权。党的领导在国有经济的最基层被合情合理地架空了。工会更是靠边站着去了。这种局面，造成了企业监管的真空，助长了企业懂事长和总经理的犯罪。

　　4、由于改制，引进了民间资本甚至是国际资本，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民族矛盾开始显现。由于缺乏监管，企业的投资、生产、经营、和资本运作等都潜伏着惊人的回扣。它为国有资产的大流失留下了无穷的后患。更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资本的疯狂涌入，实际是在我们的经济领域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他不仅要吃掉我国的公有经济，还要挤垮我们的民族资本经济，变我国为他们的附庸。

　　5、政府依然是国有生产资料的主体。依然是官为本取代民为本。党政不分的弊端丝毫没有解决。同样，原官僚体制下行政部门的恶习也会连骨头带汤一起端过来。又由于市场经济的影响，权力也悄悄市场化了。买官卖官肆意泛滥，官场愈加黑暗腐败，党的肌体受到了严重的侵蚀。

　　6、新兴的资产阶级对官僚主义是又利用又恨得咬牙切齿。他们恨腐败官僚的官僚作风，恨他们的贪婪成性。他们要求改革，要求民主。他们要求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成立一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实行多党制，要全盘西化。同时，他们中的一些人为了谋求非法所得，又想方设法拉拢政府机关里的干部，充当他们的保护伞。而官则利用手中的权力疯狂敛财。官商勾结，腐败愈演愈烈。它不仅损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败坏了社会风气，更可怕的是它削弱了中央的权威，使中央的政策在地方很难得到落实。污染、矿难、房价等一些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之所以久治不理，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与此同时，地方保护主义得到加强，一些黑恶势力开始抬头。

　　7、另人遗憾的是“三个代表”理论为资本家加入到共产党的队伍大开了方便之门。许多野心勃勃的资本家混进党的队伍，和党内的演变成资本家的共产党干部以及鼓吹自由化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勾结在一起，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视的利益共同体，暗暗与中央相抗衡。另一方面，共产党中的左派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目前的软弱混乱状况也是极为不满。共产党面临着分裂的可能。

　　8、敌对势力的背后操作。他们是不愿意看到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的中国的。他们惟恐中国不乱，要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实现“和平演变”的目标从来也没有改变。

    在官僚主义、半官僚半资本主义和国内外资本主义的“侍侯”下，我们的老百姓过得实在是不快乐。新时代的“包身工”频频涌现，两极分化加大。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给改革派以迎头痛击。资本主义改革派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他们的改革进行不下去了。

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积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现在网络以及各种传媒对反垄断吵得不亦乐乎.对此,共产党的政治家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反的是官僚特权垄断,反的是官僚资本垄断,反的是资本垄断,但是,不反对共产党领导的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人民垄断,相反,我们要坚持共产党领导的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垄断.中国如果没有这个垄断,就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就不是一个安定的社会,就是一个危机四起的动荡的社会,就有可能为国际大财团以及国内大资本家所左右的社会.那样,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局面.我们必须避免这样局面的发生.

　　中国只要坚持了公有制的基础地位，只要坚持了党的领导，我们是不怕发展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的。相反，我们是希望积极发展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的。我们是要努力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非公有制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重要补充，而公有制经济的基础地位就象一个巨大的磐石，为非公有制经济的稳步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安全的大后方。

　　那么我们怕什么呢？

　　我们第一怕的是官僚体制。在这样的体制下，官为主取代民为主，得势的是官，吃亏的是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它阻挠着中国的发展；第二怕这种官僚体制和资产阶级的结合,产生黑暗的官僚资产阶级,权钱勾结，那样老百姓就惨了。实际上,中国已经有了这样的发展态势。我把中国现在的阶段叫做官僚、半官僚半资本和资本主义。在中国，主要的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而是官僚主义的东西太多了，这种官僚主义和资本主义勾结的东西太多了。这才是最要命的。共产党领导人民搞建设，就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嘛。要紧的是中国不能两极分化，要实现共同富裕；要紧的是我们要反对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要树立共产主义的高尚道德。

　　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在积极发展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的过程中，必须要“节制资本”，使其不能控制国际之民生，同时，还要加强对他们的监督和管理。要让他们守法经营。不能让他们扰乱社会正常的经济秩序。对于在非公有制企业打工的工人，他们的合法权益必须要得到有效保障，不容侵犯！这一点，一定要引起党、人大和各级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夏衍笔下的包身工决不能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再现！解决的办法就是在非公有制企业里必须成立由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组织。通过这样的办法把工人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使资本家不敢胡作非为。

被奉为共产党经典著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资本主义后面才是社会主义.只有资本主义高度发达了才能进入社会主义.中国连资本主义门槛都没踏入就搞社会主义是违背自然规律的.

把党建设好

    中国未来怎样？关键在党。中国如果未来出问题，那么也一定是首先出在党内。所以，一定要把党建设好。党一定要把军队建设好.要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必须要党指挥枪!

　　中国改革已经走过了二十七年。这里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许多失败的教训。需要我们好好地去总结。成功的继续坚持，失败的则要拨乱反正。以此来教育全党，使其永葆青春和活力。

　 （一）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这些年在错误理论的指导下，党内的许多同志思想极为混乱。他们丧失了共产主义信念，与鼓吹自由化的人同流合污，大肆诋毁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党的领导。他们把改革开放中暴露出来的一切麻烦不加分析地统统扣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头上。这是完全错误的。

　　他们中一些人是认识问题。所以要进行教育。要帮助他们，提高认识。有些则没这么简单。对那些顽固坚持自由化立场的，必须坚决清除出党.对那些公然叫嚣反对党的领导，取消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派，必须坚决打击！

　　当前要紧的是重新确立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作为我党的指导思想。即便是提科学的发展观，也首先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下的科学发展观。不提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任何科学而言，更谈不上发展，倒退罢了。所以，在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必须执行。违反了，就得纠正。倘若一意孤行，则必须下台。

　 （二）制度上的拨乱反正。

　　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他需要党作出现实的回答。这涉及到国家体制的问题、国家宪法的问题。只把党的领导写进宪法的序言里是不够的。以前搞自由化的人就是拿这个做借口来反对党的领导的。这是有他们的道理的。他暴露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没有解决好的。现实需要我们作出正确的回答。现代国家制度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党中央执政、地方党委监政，兼监事会职能。上执下监。这是可以写进宪法的。这样，就把党的领导和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

　 （三）组织上的拨乱反正。

　　这些年来，有相当一些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他们已不只是思想有问题，作风上、行为上都是有问题的。要限期交代，争取宽大处理。因为这主要是不完善的制度造成的。他们本身也是受害者。所以，我们的态度应是向前看。但是，对于那些罪大恶极且不思悔改的，则坚决依法处理，决不姑息。

　　更重要的是党的阶级成分上也有了问题。许多资本家也成了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这是极为错误的。必须要保持共产党的阶级基础。要清退党内的资本家，纯洁党的队伍。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拨乱反正，最终达到一个目的：树立中央的权威，大大提高地方贯彻执行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的能力。作到令必行、禁必止。坚决杜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事情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