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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张爱玲在天津的法国公园 [/AL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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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天津家里,一个比较简朴的半旧花园洋房,没草坪。戴眼镜的是我父亲,我姑姑,余为我母亲与两个“大侄侄”,妞儿的弟兄们。
  我母亲故后遗物中有我父亲的一张照片,被我丢失了。看来是直奉战争的时候寄到英国去的,在照相馆的硬纸夹上题了一首七绝,第一、第三句我只记得开首与大意:

  才听津门(“金甲鸣”?是我瞎猜,“鸣”字大概也不押韵。)
  又闻塞上鼓鼙声
  书生(自愧只坐拥书城?)
  两字平安报与卿

  因为他娶了妾,又吸上鸦片,她终于借口我姑姑出国留学需要女伴监护,同去英国,一去四年。
  他一直催她回来,答应戒毒,姨太太也走了。
  回来也还是离了婚。她总是叫我不要怪我父亲.

[作者于02-09 20:00:40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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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抱着英国寄来的玩具。弟弟戴着给他买的草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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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团团的,我自己都不认识了。
  但是,不是我又是谁呢?把亲戚间的小女孩都想遍了,全都不像。
  倒是这张藤几很眼熟,还有这件衣服──不过我记得的那件衣服是淡蓝色薄绸,印着一蓬蓬白雾。
  T字形白绸领,穿著有点傻头傻脑的,我并不怎么喜欢,只感到亲切。
  随又记起那天我非常高兴,看见我母亲替这张照片着色。一张小书桌迎亮搁在装着玻璃
  窗的狭窄的小洋台上,北国的阴天下午,仍旧相当幽暗。
  我站在旁边看着,杂乱的桌面上有黑铁水彩画颜料盒,细瘦的黑铁管毛笔,一杯水。
  她把我的嘴唇画成薄薄的红唇,衣服也改填最鲜艳的蓝绿色。那是她的蓝绿色时期。

  我第一本书出版,自己设计的封面就是整个一色的孔雀蓝,没有图案,只印上黑字,不留半点空白,浓稠得使人窒息。以后才听见我姑姑说我母亲从前也喜欢这颜色,衣服全是或深或浅的蓝绿色。我记得墙上一直挂着的她的一幅油画习作静物,也是以湖绿色为主。遗传就是这样神秘飘忽──我就是这些不相干的地方像她,她的长处一点都没有,气死人。

[作者于02-09 20:29:12修改]
[B]  一代才女张爱玲出身名门,身世跌伏。
  童年生活虽不忧食禄,可吟诗作画,但父母失睦,左右少邻,不免为其以后的道路下了定局。[/B]
[作者于02-09 21:29:04修改]



我们搬到上海去等我母亲、我姑姑回国。
我舅舅家住在张家滨(音“邦”,俗字──近江海的水潭),
未来的大光明戏院后面的卡尔登戏院后首的一个不规则的小型广场,叫张家。
显然还是上海滩初开埠时节的一块沼泽地,后来填了土,散散落落造了几幢大洋房。
年代久了,有的已经由住宅改为小医院。
街口的一幢,楼下开了个宝德照相馆,也是曾经时髦过的老牌照相馆。
我舅母叫三个表姐与表弟带我去合拍张照。
隆冬天气没顾客上门,冰冷的大房间,
现在想起来倒像海派连台本戏的后台,
墙上倚立着高大的灰尘满积的布景片子。
五个小萝卜头我在正中。
还有个表妹最小,那天没去。
她现在是电视明星张小燕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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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02-10 09:39:25修改]



母亲,一九三○初,在西湖赏梅  [/ALIGN]

[作者于02-09 20:35:54修改]



我母亲与姑姑回国后和两个表伯母到杭州游西湖,
也带了我跟我弟弟去。
这是九溪十八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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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02-09 20:26:45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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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穿着我继母的旧衣服。她过门前听说我跟她身材相差不远,带了两箱子嫁前衣来给我穿。
  她父亲孙宝琦以遗老在段祺瑞执政时出任总理,即在北洋政府也算是“官声不好”的,不知怎么后来仍旧家境拮据。总不见得又是因为“家里人多”?他膝下有八男十六女。妻女都染上了阿芙蓉癖。我继母是陆小曼的好友,两人都是吞云吐雾的芙蓉仙子。婚后床头挂着陆小曼画的油画瓶花。她跟“赵四风流朱五狂”的朱氏姊妹也交好,谢媒酒在家里请客,她们也在座。

  她说她的旗袍“料子都很好的”,但是有些领口都磨破了。只有两件蓝布大褂是我自己的。在被称为贵族化的教会女校上学,确实相当难堪。学校里一度酝酿着要制定校服,有人赞成,认为泯除贫富界限。也有人反对,因为太整齐划一了丧失个性,而且清寒的学生又还要多出一笔校服费。议论纷纷,我始终不置一词,心里非常渴望有校服,也许像别处的女生的白衬衫、藏青十字交叉背带裙,洋服中的经典作,而又有少女气息。结果学校当局没通过,作罢了。

  一九六○初叶我到台湾,看见女学生清一色的草黄制服,觉得比美国的女童军的墨绿制服帅气,有女兵的英姿。后来在台湾报上看到群情愤激要求废除女生校服,不禁苦笑。

  我这论调有点像台湾报端常见的“你们现在多么享福,我们从前吃番薯签”,使年轻人听多了生厌。不过我那都是因为后母赠衣造成一种特殊的心理,以至于后来一度clothes-crazy(衣服狂)。

[作者于02-09 20:37:24修改]


张爱玲母亲在港大

  一九三六年我母亲又回国一次,顺便安排我下年中学毕业后投考伦敦大学,就在上海西青会考试两天。因为家里不肯供给我出国留学,得先瞒着,要在她那里住两天,不然无法接连两天一早出外赴考。

  她从来没干涉我弟弟的教育,以为一个独子,总不会不给他受教育。不料只在家中延师教读。

  “连衖堂小学都苛捐杂税的,买手工纸都那么贵。”我听见我父亲跟继母在铺上对卧着说。

  我弟弟四书五经读到“书经”都背完了才进学校,中学没念完就出去找事了。

  我考试前一天跟我父亲说:“姑姑叫我去住两天。”

  那天刚巧我后母不在家。

  明知我母亲与姑姑同住,我父亲旧情未断,只柔声应了声“唔,”躺着烧也没抬起眼来。

  考完了回去,我继母借口外宿没先问过她,挑唆我父亲打了一顿禁闭起来。我姑姑自从打官司被出卖,就没上门过,这次登门劝解,又被枪打伤眼睛,上医院缝了六针。

  我终于逃出来投奔我母亲。去后我家里笑她“自扳砖头自压脚,”代背上了重担。

  我考上了伦敦大学,欧战爆发不能去,改入香港大学。我母亲与姑姑托了工程师李开第作监护人,她们在英国就认识的老友,也就是我现在的姑父。

  但是他不久就离开香港去重庆,改托他的一个朋友照应我,也是工程师,在港大教书,兼任三个男生宿舍之一的舍监。

  他跟他太太就住在那宿舍里。我去见他们。他是福建人,国语不太纯熟。坐谈片刻,他打量了我一下,忽笑道:“有一种鸟,叫什么……?”

  我略怔了怔,笑道:“鹭鸶。”

  “对了。”他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着。

  丑小鸭变成丑小鹭鸶,而且也不小了。

  事实是我从来没脱出那“尴尬的年龄”(the awkward age),不会待人接物,不会说话。话虽不多,“夫人不言,言必有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