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超限战》的军事思想与价值
作者：陈雷 （转帖请注明作者）
早在9·11之前，世界各国研究军事思想的人们就已经注意到了《超限战》一书。9·11之后，《超限战》因为几乎点名地预言了这次恐怖事件的发生而更加名声大噪。也许这地球上没有一个人具有真正的先知能力，但是在我们的世界中总会在适当的时候有适当的人告诉我们世界其实是怎样、世界将会变成怎样。我们不相信宿命，但是我们相信万事万物都有其规律，即使是被称为“兵者，诡道也”的战争。写战争史的人都喜欢把获胜的将领看作先知先觉的半仙儿，告诉我们什么是必然的，什么是注定的。但太多的战争史事实告诉我们，没有人能真正地告诉你在战争中谁会胜利，没有人能够断言在战争中怎样一定可以胜利，虽然在同时可能会有人告诉你怎样才有机会胜利。就是在几年之前，中国的两位空军大校乔良和王湘穗写出了如今已广为人知的《超限战》，他们在这部著作里告诉你的就是这样一种东西——你所处的时代和你将要面对的时代里，战争是或将要是怎样一个样子，以及在这样的战争中怎样才有可能获得你所要的胜利，在未来随着科技发展而越发复杂化的处境中“人会怎样？” ①本文也正是要对这一卓越的军事著作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两位空军大校是研究军事理论多年的专家（虽然有人很不屑地称他们为军事文学家），这部著作又在几年内成为世界很多军事学院的规定课外必读之书，笔者作为一个没看过几本军事专著的无知者，用自己浅薄的知识来品评这样的著作似乎真是自不量力。但是几年来国内很多平时爱搞“战争预测”的“专家”、“学者”、“人权捍卫者”们的高明论述却让我不能无言以增其声势，所以在此以一个门外汉的身份说几句，权当作一个纳税人的妄言和杞人忧天吧。
一 战争与和平以及关于对《超限战》进行伦理批判的一些看法
“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②《战争论》的作者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如是说，这已经成为了对战争最为权威的的诠释。战争是一种极端化了的政治，并且它根源于人性中恶的一面，同时战争具有某种不可避免性，这在《超限战》中虽未明言，但已不言而喻。“当‘四海一家’这个人类的千年理想被IBM用作广告词时，‘全球化’已经不再是未来学家的预言了。一个被贴满信息标签的技术大综合趋势所推动、被文明冲突与融合两股冷暖洋流所激荡、被此起彼伏的局部战争、多米诺骨牌式的金融危机和南极上空的臭氧层空洞所困扰、并让所有人包括预言家和占卜师都感到陌生和意外的时代，正在20世纪的黄昏和21世纪的黎明之间徐徐展开。”③这就是作者隐晦地在表达自己的看法：起码在可预见的将来，战争不会有终结。
很多人在批判此书时大谈和平的愿望，可是战争是事实，不但是现在的事实，也几乎没有异议的是将来的事实。爱因斯坦认为阻止战争需要人类的一种新的思想方式，他说：“我们的防御不是靠武器装备，也不靠科学，也不是进入地下，而是靠法律和秩序。”可是他忘记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没有结束，战争也不会终结，阻止战争的新思想也不会出现。《良心宣言》和《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已经发表了多时，印度和巴基斯坦还是无所顾忌地爆炸了核弹；诺贝尔和平奖颁发了很多届，局部战争仍然此起彼伏；从《银板文书》开始的太多的和平协议签署了，历史上没有战争的年份却屈指可数。雷蒙·潘尼卡用宗教视角来呼喊和平，可是我们看到《文化裁军》的第一章却是“和平的神话”！什么是神话？“神话代表了指导人生的最强大的力量——同时也是人的生存中最脆弱甚至最虚假的东西。神话犹如人生沙漠中救人的海市蜃楼，引人向前，不畏酷暑，也不在乎事实上被蒙蔽——要不是蜃景总是激励着我们前进走入另一个乌托邦的话，当我们认定我们原来认定有绿洲的地方时，我们会发现这一点。”④之所以说了这么多，是为了要说明既然战争难以避免，那么谈论战争，研究战争也并无不可，起码它能够为我们在战争中保卫我们所珍视的东西，或许还能为我们共同的梦想——和平做出些许贡献。有人认为军事与战争研究难登大雅之堂，应该避之千里而只谈和平，“我们面对的首先不是怎么打，而是打不打仗的问题”，颇有“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意味，这实在是一种从功利上都站不住脚的论调。
双塔悲剧和阿富汗战争之后，互联网上出现了关于超限行为的广泛争论。争论者大致分为三派，一是认为恐怖袭击是弱小民族反抗美国霸权的正义行为，为全球被美国人欺负而无力反抗的民族出了一口恶气，我们自该弹冠相庆，大喜特喜。而美国的袭击则是侵犯主权，非人道的狗急跳墙行为，“美国的问题不仅仅是霸权主义的问题，而且是恐怖主义，是国家恐怖主义”；第二种认为“一般民众中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在此刻总爆发并不令人奇怪，甚至可以说非常正常。但这种情绪爆发的正常性，决不等于它的价值合理性。由于民族主义是一种带有浓烈情感、渗透着群体无意识的社会意识，要对这种渗透集体情绪的爱憎做理性控制，是极不易的。特别是对爱面子的东方民族来说，更是如此。” 相对于狭隘民族主义的这一疯狂恐怖行为，美国为对付恐怖主义而发动的阿富汗战争是为了人类的生存，为了履行世界警察的职责，当然合情合理；第三种是最圆滑的，认为恐怖袭击是反人道的疯狂行为，无情残杀无辜平民，扰乱世界秩序，是狭隘民族主义对全世界安全的威胁。同时他们也认为美国对阿富汗的袭击是对主权国家的侵犯，违反联合国有关规定，是应该群起而谴责的。
先不论哪一种观点更接近于公平和正义，我们还是说说在人类的战争史上到底有没有为道义而进行的战争。诚然，人类的每次战争几乎都是在“威不轨而昭文德”或类似的口号下进行的，然而事实上的战争又是如何呢？印度佛教认为人是天使和恶魔的混合体，正是因为人体内有恶的一面才会有战争这样的残暴行为，也就是51心数中的“害数”和“无愧数”。熊十力说：“无愧者，不顾世间，崇重暴恶为性，能障碍愧，生长恶性为业。”马基雅维利虽然认为“必要的和神圣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⑤但同时也将正义定义在国家和君主利益之上。战争双方基于自己的利益却都举着“敬天保民”的堂皇牌子，这就是战争中除了战术运用之外另一种艺术。
国外的一些人在当初没有看过原书的情况下也曾经对《超限战》一书提出很多无理的批评，但是在英文译本逐渐与评论家们见面后，人们对这本书的看法大为改变，开始了由妖魔化向理性化分析的改变。令人奇怪的是，在西方媒体对《超限战》进行“妖魔化”攻击时，国内的媒体对此书反应寥寥。而当国外专家对《超限战》转入学理化层面后，国内反倒有一些媒体和所谓学者专家开始诘难《超限战》，其中最多的就是拾国外评论家的牙慧，对其进行伦理和战争法则的批评。吴紫辰撰文甚至说“美国人从来不违反规则”并影射乔、王二人是法西斯式的军人，文中还不顾常识地硬说“日军的大佐(即大校)”。这篇文章投给了香港《大公报》，可是发表时的署名又变成了“高杰健”，不知为什么。
另外，吴思发表文章称《超限战》为“爪牙的思想”⑥，并情绪激奋地质问：“究竟什么才算目的？作者心目中的目的，一个没有自我约束意识、没有道德观念的国家的胜利，如果真的实现了，不恰好意味着人类文明的失败吗？”孙子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在吴思先生那里变成了“得人心者，‘不战而屈人之兵’”。我们不是忽视伦理和民意的作用，但把孔子的“教而后战”拿来用于对现实战争的指导，期望“数十城传檄而定，民望之如大旱之望云霓，对手倒戈加盟”，这恐怕不行！最后吴先生以关注全球大局，怜悯人类处境的口吻说：“当全人类的老幼妇孺都成为仇敌、成为大规模合法杀戮的对象的时候，当‘三光政策’成为战争的常规的时候，千百年来形成的战争规范就显出了自己的价值：那才是人类在血流成河的惨痛中积累的一点进步。”原来超限理论就是“三光政策”，日本人的军事理论原来在二战时就已如此发达！中国历史上从春秋时代就有不追逃敌、不用诈术、不伐丧、不鼓不成列、不重伤等战争规则，古印度《摩奴法典》也对作战武器作出限制。西方的政治家军事家们也曾满怀信心地制定战争法规，从阿亚拉的《战争的权利和职务与军纪》到真提利斯的《战争法》，再到格劳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无数的战争法典法规，除了造就了几个怨天尤人的宋襄公类的人物之外，就剩下战争过后的一片有法可依的谴责。《日内瓦公约》之后，战争法规多如牛毛，然而它们的运用权和解释权却一直在武力的魔掌之下，为强者所操纵。当然也并不是说战争法规一无是处，人的生命值得珍贵，世界的未来也值得担忧，但是做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对新的战法动辄以千百条规则来束缚和批判，这就未免太苛刻了。
客观地说《超限战》的作者是在讨论一个“本是”而并非“应是”的问题。而且作者在开篇就引用司马穰苴的话“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⑦ 可见作者也是基于现实和未来战争的发展而做出的研究，作者只是认为海湾战争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遵循的美国军事思想并不可靠。在技术成为人类图腾的时代，这种“杰出的荒谬”⑧越来越对战争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它的无理性膨胀使人们迷失在一个光怪陆离的技术世界而无法自拔，另一方面使人类开始认识到在不断追求新技术的同时，对原有各种技术的综合交叉运用往往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在今天，单项技术的独立使用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想象。信息技术的出现，为各种新旧技术以及高新技术间的匹配使用，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无数事实证明，技术的综合运用甚至比技术的发明更能推动社会的前进。”⑨从而给战争带来的变革是，全球化时代的战争使了人类能涉及的几乎所有技术都以综合交叉的形式加入近来，成为“超越一切界限和限度的战争，简言之：超限战。”于是这就意味着很多规则的打破，很多领域的融合，战场与非战场、军事与非军事之间界限的消失，武器和技术的任意叠加。作者将“超限战”作为一把打开未来战争之门的钥匙，同时也认为不是不要战争法，而是战争法要“重新修订”。今天当我们经历了莫里斯、本·拉登、索洛斯等人造成的灾难之后，我们是应该选择对未来无可避免的超限战争避而不谈呢，还是努力去推进一场军事革命，为未来的挑战做好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