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贫困的根本原因”，并非如吴敬琏先生所言是什么“农村人口太多，人均占有的生产资料太少”的问题，而是长期以来，实行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制度和体制，使农民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税费负担等方面处于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地位，脱贫的能力和致富的空间受到了残酷的“囚禁”和严厉限制。农村贫困的实质上就是由这种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制度和体制造成的。在这种缺失社会公平的制度和体制下，国家的公共政策、公共资源、公共支出不是及时地向积贫积弱的贫困的农村、贫困的人口雪中送炭，而是不断地为相对富裕的城市、富裕的人口锦上添花。

    在谈到“农村贫困的根本原因”这个问题时，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认为“在于农村人口太多，人均占有的生产资料太少”。（2002年3月14日《南方周末》，以下引文除了注明的外，同此）在笔者看来，“农村人口太多，人均占有的生产资料太少”，这只能算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把它说成是“农村贫困的根本原因”就有悖于事实了。那么，“农村贫困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且看以下事实。

   首先，在政治上遭受到歧视，使农民在享有公民基本权利方面沦为“二等公民”。众所周知，建国后不久，政府实行的编户齐民的半军事化管制人口、固化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的户籍制度，犹如一道无形的万里长城，人为地把一国之民从基本权利层面划分成标志鲜明的两个群体，即市民和农民。市民住在城市，而农民只得住在农村。二者不仅在劳动就业方面存在着权利、机会、风险等方面的极大差别，就是在享有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方面也有天壤之别。在僵硬的户口制度和其他辅助措施的管制下，五十多年来，农民被牢牢地捆绑在土地上，实际上他们已经完全丧失了到城市中选择住处和工作的权利，沦为“二等公民”。 此后至改革开放的新世纪，几千万农民工纷纷离井背乡到城里打工，为城市提供廉价的劳动力。而城市当局却视民工潮为洪水猛兽，一方面以加收"暂住费"绐予敲骨吸髓，另一方面又以"收容遣送"的恶法残酷迫害农民工。更加可悲的是，他们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却不能按时拿到相应的报酬。对此，一直喝着农民奶水长大的享受着农民劳动成果的多数城里人不仅不予谴责，相反倒使用什么“跳楼秀”“盲流”、“外来人口”、“民工”、“三无人员”等甚为不恭的字眼来羞辱进城打工的自己的恩人。

   其次，农民在经济上处于不平等地位。在以城市为中心的计划经济时代，在种田为革命的口号下，农民失去了种地的自主权。城市需要什么就得种什么，需要多少就得种多少，没有任何讨论商量的余地；而对于种出来的农产品和农民所需要的工业品则完全由国家订价，国家定多少就得多少，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从50年代就开始的这种背离价值的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使农民艰苦创造的巨额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和市民的腰包。“于是我们看到城市日进千里的发展速度，看到了拔地而起的高楼、热闹非凡的购物广场、车水马龙的街道等城市景观。据统计，1953—1978年，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民手里拿走了将近9500亿元，占农民净收入的57.5%。进入90年代后，这个数字增加到每年都在1000个亿以上，而农民的税费、摊派等负担每年都在4000亿元以上，此外还有约6000多亿元债务被县乡两级政府用于超前消费。”（王少辉：《用权力堆积起来的城市》，载2002年第12期《同舟共进》）所有这些，居住在城市里的市民，无疑是受益者，不用说别的，仅不到两角钱一斤的大米就吃了几十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建国至今，农民为了国家的现代化，为了城市人的幸福生活，他们曾付出了自己已创出的社会保障和饿死4000万人生命的沉重代价。

   再次，农民在文化教育上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以教育经费的投入为例，国家制定的政策明显倾向于城市。“国家要求的九年义务教育，城市由国家财政负担，而农村却由农民自己掏腰包。现在农村中小学的费用开支是城市的两倍以上，而农民的收入还不到城市居民的一半。用较少的收入负担较多的费用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的不公平。”多年来农民就一直在默默地承担着这种“社会的不公平。”致使简陋的校舍和教学器材，低下的师资队伍和教学水平，全由农村孩子享受着。结果大学生30%来自有九亿人口的农村，70%来自只有四亿人口的城市。目前“我国文盲绝对数仍高达8507万”，但“90%文盲分布在农村”。（2002年3日4日《今日早报》）俗语说：“心中有力能养活十人，肩上有力只能养活自己。”据中华英才网最新发布的薪资调查数据显示，“学历高一档，年薪多一万。”（2002年3日8《江淮晨报》）说明社会财富总是向学历高的群体流动。由于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公平，农民群体始终吃着下眼子食，人为的造成他们文化知识的普遍贫乏，成为农村脱贫致富的瓶颈。

   第四，税费猛于虎，不断地飙升，农村上哪儿富去？据陈桂棣、春桃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披露，农村实行了“大包干”的经济体制的改革之后，“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组织体制也进行了改革。在历时三年的“撤社建乡”的工作中，全国五万六千个公社改制为九万二千个乡镇。我国在编的党政机关干部，一九七九年是二百七十九万人，一九八九年则上升为五百四十三万人。其中上升最快，几尽失控的，当数县乡两级。县乡两级的机构与人员，在这种不断的精简之中至少增长了十倍!到了一九九七年，我国在编的党政干部便达到了八百多万人而增加的干部人数与同期国有企业下岗人数一百二十六万九千人大体相当。这期间县乡两级机构和人员的飙升更是空前的。现在的乡镇已同县级机构设置保持对应关系，除“六套班子”外，工、农、商、学、兵、财、青、妇等等二级机构一应俱全。原来人民公社时的“八大员”，如今都已经升格为站、所、办，而且许多人头上戴上了执法的大盖帽，真可谓是“几十顶大盖帽管着一顶破草帽。”。难怪有人说：乡镇除了没有外交部，其他机构基本同中央国家机关一样齐全。庙多，菩萨就多。一般乡镇机关二三百人，发达地区甚至达到八百至一千人。这些人不创造一文钱的产值和利润，却要发工资，还要发奖金；不仅要多拿，还要吃好住好，还要建办公楼、住宅楼，还要配备车辆，配备电话，配备“大哥大”，这能不加重农民的税费和负担吗？正如程晓农先生所言：“因为庞大的县乡级干部要花钱，本级财政收入不够，中央财政又拿不出钱来补贴，他们必然要转而向农民摊派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消费水长。例如，目前全国乡政府负责人多数居住在县城，光是每天坐着公家的汽车从县城到乡政府上下班，所花费的购车、养车、司机、汽油费一年就达数千亿元。现行的基层财政预算根本不可能包括这笔庞大的开销，最后其中的一多半必然以各种名目转嫁到农民头上。”（而这在过去的“人民公社”时期是根本不敢想象的，因为那时一个县也不过一两辆吉普车，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至到死骑的都是自行车。）由此造成税费和摊派不断的飙升。据《中国农村调查报告》披露，一九九O年到二OOO年，只有十年时间，我国从农民那里征缴的各种税收总额，就由八十七亿九千万元，迅速增加到四百六十五亿三千万元，增加了四五倍。农民人均税额高达一百四十六元，而城镇居民的人均税赋只有三十七元；在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已是农民实际收入六倍的情况下，农民缴纳的税额反而是城镇居民的四倍!造成城乡的巨大的不公平。然而不堪重负的农民，除了要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还有着名目繁多的提留统筹费和各项社会负担。且不说中国的农民已苦不堪言，这在根本上能不使中国农民在致富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吗？

   上述事实显示，“农村贫困的根本原因”，并非如吴敬琏先生所言是什么“农村人口太多，人均占有的生产资料太少”的问题，而是长期以来，实行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制度和体制，使农民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税费负担等方面处于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地位，脱贫的能力和致富的空间受到了残酷的“囚禁”和严厉限制。农村贫困的实质上就是由这种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制度和体制造成的。在这种缺失社会公平的制度和体制下，国家的公共政策、公共资源、公共支出不是及时地向积贫积弱的贫困的农村、贫困的人口雪中送炭，而是不断地为相对富裕的城市、富裕的人口锦上添花。而在税收政策方面，则重乡轻城，让农民越渴越吃盐。

   而导致上述情况的发生和长期得不到纠正也是和一些人的心理需要和平衡有关。首先，政府机关，决策机构和人员都在城市，城市搞好，决策者显得脸上有光。况且，城里常有洋人来访观光，如果搞不好，岂不有碍于国威和国格？至于农村，天高皇帝远，眼不见心不烦。即使有个把安东尼奥尼（１９７２年，作为关注学生运动的一名左翼意共导演，安东尼奥尼被中国政府邀请到处于“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拍摄了纪录片《中国》。该片播出后，受到当时中国新闻界和理论界的严厉批判。指斥安氏“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蓄意丑化中国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形象。）进去也好对付，说他“污蔑、丑化”云云就行了。 其次，长期以来，在我们的社会组织系统中，特别是在最高决策层，农民缺少真正维护自己利益的代言人，即使有一个半个，也没有好下场。1953年9月，作为民主人士的粱漱溟先生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仅仅指出“工人的生活”与“农民的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差，并希望政府注意和关心农民的生活、权利，不要“进了城市‘忘掉’了农村”，就被毛泽东斥为“反动透顶”、“是用笔杆子杀人”的人，其下场可想而知。其建言也被严厉的批判摁倒在地，再也没有站起来。10年前，又有一位名叫黄庆的国家干部仅仅因为写了一封抨击户籍制度的信便遭受了两年的牢狱之灾，背上了令常人难以承受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罪名。他的人生从此改变。（详情见2002年3月7日《南方周末》）为农民代言的言路如此狭窄和艰险，还有谁敢走上这条路去为农民的利益而抗争呢？

   好在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为民请命的人”。2000年8月24日《南方周末》于头版发表了时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写给国务院领导的信，给改变“农村真穷，农村真苦”的现状带来了一线光明。然而这封信毕竟是来自“农村真穷，农村真苦”中的一支蜡烛，虽然引起了朱镕基总理的高度重视，也远不能一下子就驱散“城乡分治，一国两策”制度和体制所带来的长期的社会不公的黑暗。但透过这微弱的烛光，毕竟可以使呵护农民利益的人们看到了造成“农村真穷，农村真苦”的真正根源和改变它的希望 。而更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当代》杂志2003年第6期上刊登了合肥市文联作家陈桂棣、春桃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两位作家，秉持非凡的正义感、勇气、大智慧与大磨难，“不惜代价为农民兄弟鸣不平” 。用最震撼人心、最激动人心、最感动人心的文字向社会展示了中国农民在半个多世纪中，在“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治下，命运是极其"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的景遇！明明白白地宣布调查结论："中国农民已成为真正的无产者！中国农民已成为二等公民！" 马克思说：“人类要清洗自己的罪过，就只有说出这些罪过的真相”（《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8页）陈桂棣、春桃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所披露的真相，毫无疑问，对“已经进入到一个最关键、又是最困难的时期：身后无退路，脚下是雷区，改革触及到了深层次的所有制问题，触及到了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相结合的问题，难度都是空前的。”的“中国农村的改革”，提供了强烈的社会认同感和理性支持，使人们看到了农村走出贫困的曙光。正如陈桂棣、春桃两位作家在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结尾处所言：“具有了不可逆转的趋势，特别是，有着一个可以期待的以胡锦涛为首的新的党中央，我们没有理由不满怀信心，和九亿农民朋友一道，去迎接中国的历史上又一次壮丽的日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