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讲一个故事。


　　有一个老农民，以收废旧品为生。一日收到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疙瘩，上面有铜块。老哥子想把比废铁值钱一些的铜块弄下来，就在院子里敲那铁疙瘩，没敲几下，那铁疙瘩就炸了，原来那是一枚旧炮弹。老哥子命大，被人送到了医院，躺在急诊室的过道里呻吟不止。


　　记者脚快，半小时不到，来了好几位。围住老哥子问，老哥子恐怕生下来就没见过记者，何况一下子还好几个，所以虽然疼痛，还是断续回答了不少问题——


　　那炮弹是什么时候收的，记不记得从什么人手上收的，你是怎么敲的，你知道那是炮弹吗，知道为什么不告公安人员处理，为什么还要敲炸弹呢？你以为锈了的炮弹就不会炸，但你想敲下一块铜来，却差不多把命都丢了，这值吗？


　　记者很希望得出一个有教育意义的结论来，“我糊涂啊，大家都要以我为戒”之类的。老哥子却不做声了，自顾疼去。于是记者们就不停地问，老哥子也不停地哼。最后终于犟不过，老哥子惭愧地说，“都是想钱的错，差点把命都送了”，记者们这才散去。


　　这个故事是前几天一个当时就在场的记者给我讲的。她说，这事情有十多年了，我当时刚进报社，可是真浑哪，哪里在乎这个老人的伤和生活实情，就知道要写稿，写出篇能见报、有社会意义的好稿子来。


　　今天看《中国记者》第3期，广西李春华先生在他那篇没有上目录的短文里讲了一件事，看起来比上面这件十多年前的事又有“进步”。李先生在文章里说，近期某省电视台播出一条新闻，一所农村小学欢迎辍学两年的14岁女学生重回课堂。解说词说，这名女学生两年前不幸遭强暴，由于年幼不懂事，怀了孕也不知道，不得不生下来一个孩子，并因此辍学。话语间，镜头就对准了这个女孩，那个女孩则趴在桌上抽泣。新闻还没有完，记者又到了女孩的家里，拍到这个女孩与她的孩子在一起的镜头，似乎要证明报道属实，绝对不是乱编的。


　　新闻是正义的事业，然而在这样的新闻中正义又何在呢？让一个被炸伤的老人做一个“我糊涂”的现身说法，报道一个不幸的幼女重归课堂，都似乎是有积极效果的，何况记者在这样的报道中也十分敬业。然而当事人的感受难道可以因此而被忽略吗？正义事业首先要以合乎正义的方式去做。当一个老人处于被炸伤的痛苦之中时，记者为着发稿而逼出一个“现身说法的教训”，并不是正义的做法，只不过是“写稿”的个人利益在起作用，而且这种个人利益借着“稿件见报可以教育人民大众”这个貌似的“大正义”来实现，使得伤害过程更加蛮横无自省。一个幼女遭强暴后生下了小孩，一定要拿她重返学校来证明义务教育落实得好吗？她和她的家人是否希望被报道，报道置她的隐私与尊严于何地？


　　失实并不是新闻职业中惟一的恶。貌似客观的冷酷，貌似敬业的无耻，为了“正义”的目的而不正义地采访，为了“大正义”而伤害社会弱势人群的心灵，这类事情在新闻业中并不少见。而且，这类丧失新闻传播道德之耻不仅不会受到正视，反而往往被作为良好的素养而褒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