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个案例看中国历史上知识精英群体如何捍卫话语权



一、 秦始皇“焚书坑儒”是真的吗？

仆射周青臣说秦始皇时期平定天下，无战争之患，所以统一是有功绩的。结果博士淳于越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清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秦始皇挺重视，赶紧要大家发表高见。结果李斯说“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于是秦始皇下令禁书，并禁止“以古非今”。其实非常好理解，秦始皇刚刚统一天下的时候，正式武将功勋鼎盛、政治影响力极为膨胀的时期，文人在朝的地位难免属于很“边缘化”的状态，博士们不满意是有理由的，不过想要通过复古重文的方式轻易地平衡武将的政治影响，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李斯的明智之处就是与最强有力的群体保持一致，周青臣更是明显的“傍大款行为”，话语权的规律本来就是倾斜于强势群体一方，后来的焚书坑儒事件如果历史上真发生过的话，这也只能算是希图用话语权来重新进行政治权力格局划分的失败，马上得之而马上治之的依据在于政治权力划分与政治影响力的一致性。这个决定实际上与秦始皇朝廷上的力量对比相一致，看来民主很早就存在，至少重大决策总是与政治力量对比保持一致的，孟子很早就说过“为政不难，勿开罪于巨室。”不能得罪那些厉害角色的政治决策模式，在利益集团控制现代政治民主体制里面最为常见。

关于坑儒的事情，根据记载是后来有一个卢生要为秦始皇制造“不死药”，秦始皇很相信他，这个卢生还出主意要秦始皇注意行止秘密，不能让外人知晓，并把这个提高到一个是否“害于神”的高度，说是“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则害于神。”这样秦始皇就开始大兴土木，造“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帏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不死药当然没有发明，实际上至今仍然没有发明，不过卢生另有说法，他说不死药不能求的原因是“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夜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此，未可为求仙药。”这个秦始皇如此勤政，如果放在今天，肯定要被写成日理万机，勤勉程度几乎可以与周总理相比美了，但是在那个炼不出长生不老药的方士嘴里，竟然成了贪恋权势，未免也太说不过去了。史书还记载秦始皇非常好学“昼则断狱，夜读书。”白天要处理公务，晚上才有时间读书，可见秦始皇至少是有好学和勤政两大优点的。

这个方士为了搞统一战线，就利用博士们没有政治地位的事情做文章，说秦始皇给他们开一份工资，只是拿他们装装样子而已，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另外有说法，是通知儒生去一个山谷吃瓜，结果就地被坑，这些说法最后无法考证到底是发生过一次坑儒事件，还是两次，抑或是根本没有发生，而是秦始皇冷落儒生招致怨谤，最后制造了一个这样的政治流言，实际上无法断定，司马迁把这个事件作为信史写入史记，无法得到确证。不过秦始皇得罪过掌握话语权的儒生，就算是被妖魔化也是活该，谁叫他不相信孟子的告诫呢？

在历代的文人看来，秦始皇巡游天下，是给地方和老百姓添麻烦、浪费钱财的坏事。其实只要深入思考，就知道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今天的官员们坐着车子下乡，也不是那么积极，秦始皇坐的车子就比较难受了，不仅速度奇慢每天只能走几十里地，而且车子的轮子是硬的，直接在那种凸凹不平的土路上行使，那是很不舒服的事情。当时六国刚刚平定，逃散的贵族对秦始皇恨之入骨，路上非常不安全，在博浪沙那个地方，秦始皇的副车就被张良同志雇佣的刺客，用120斤重的大铁锤击毁。这样的条件，很难让人相信秦始皇还那么喜欢旅游，看来肯定是有另外的目的，今天有的美国人竟然说克林顿访华能够给中国政府提供合法性，那么秦始皇游幸地方显然就有提高地方政府威信的作用，帮助巩固统一的局面。当然事情常常出乎人们愿望相反，秦始皇在会稽这个地方被项羽看到，项羽觉得这个人平平常常，竟然得出结论“彼可取而代也”。

话语权在秦始皇朝廷上虽然敌不过武将的影响而大败亏输，但是他们最后还是在历史写作上报了一箭之仇。

二、 明代嘉靖朝“皇考之争”背后的话语权捍卫战

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武宗朱厚照驾崩。武宗无子，遵照太祖兄终弟及的遗训，诏堂弟朱厚骢（火字旁）继承皇位，次年改元嘉靖，是为嘉靖皇帝。嘉靖登基之后，想要尊自己的父亲为帝，因不合乎礼制，招致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根据《明实录》记载，礼部尚书毛澄、大学士杨廷和等人“大会公卿召见诸官，60余人联名上议，极力反对。”嘉靖根本不予理睬，“命其再议”。经过多次朝议朝臣反对如故，而且变本加厉，大集群臣九卿23人，翰林21人，给事、御史、诸司郎官及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大理寺属及大学士毛纪、石瑶等二百余人，相继跪于左顺门，自早至午。”嘉靖居文华殿，数次命司礼监传其手谕，令群臣退去，可以群臣依然“伏地如故”，非嘉靖收回成命不起。嘉靖皇帝大怒，着锦衣卫把公开反对的134名大臣，拿获投狱，并杖死其中的16人，入狱、夺俸、贬职、戍边计580人之多。这样才算是平息了这次群臣坚决要“议大礼”的事件。嘉靖皇帝的个性和手段固然不值得称道，但是群臣努力抗争的目的完全无关乎民生社稷，只是关乎知识精英群体的职业利益――话语权问题，就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两千多年以来，从来没有为民请命的努力，曾经达到过如此高度。

三、 儒生为职业利益制造的假广告案例――“子贡出差”

根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子贡曾经为了防止齐国侵鲁，到齐国去游说田常，后来又分别游说吴王、越王、晋君，最后据说是“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这是地地道道的捏造。根据孙武先生的说法，进攻一个土围子，需要六个月时间做准备；而勾践灭吴是“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老蒋要反攻，父子俩前赴后继准备了二十多年，也没有完成战争准备工作，因此反攻大陆只好无限期推迟。仅仅是子贡坐着破牛车出去兜了个圈子，就使得这些诸侯国完成全面战争动员和准备工作，激发了这些国家形成战争意志，这是纯粹的胡说九道。当然胡说可不是白说，乃是有目的和意图的，正如制造假药的商人越发需要效验如神的临床案例，不然这个假药就不会有人愿意掏钱买。

后来有人作诗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这完全是不打自招，这些儒生或者大臣们如此费心费力地做假广告，冒着生命危险去与皇帝作对，从来就不是为了什么正义、真理或者多数人利益，而仅仅是为了是抬升话语权的地位，寄托在这个话语权背后的是他们三大目标：追求好房子、高工资和美女。说穿了，他们的种种多数就是冲着美女黄金什么的，不过为了更好地实现目标，需要进行包装处理，涂上各种保护色，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