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知识分子：真正的民族主义者？
作为印度首富，总资产达59亿美元的阿兹姆·普雷姆吉在当地可谓家喻户晓。不少印度人戏称，只要他掌管的威普罗公司股价稍有风吹草动，印度股市就会掀起惊涛骇浪。对印度人来说，从当年卖食用油起家的小老板，到如今无数商界精英的偶像，这位新经济革命弄潮儿的创业史不仅是昨天的一段传奇，更寄托着明日的希望。
虽贵为首富，普雷姆吉平时生活却相当节俭。在商贾名流云集的鸡尾酒会上，很少能有他的身影。忙里偷闲之际，他更喜欢爬山。经济舱和三星级宾馆从来都是他出差的首选，行李箱里还经常放着洗涤剂和旅行熨斗，以方便自己洗衣服。穿国产衣服，戴国产表更是他的标志之一！无论是他还是公司员工去机场，基本没有专车接送。目前，他惟一的私车是辆1996年产的印美合资福特车，市场价还不足2万美元！》全文

普通印度人
数以十万计的热血青年、社会志愿者奔赴乡村、田野、深山和学校，为底层百姓义务服务，无私奉献，呈现出印度知识分子最光彩照人的一面。但是，在现有的不公平不公正的全球化体制下，如果无法彻底改变既定秩序与规则――不仅仅是国内的，也包括国际的。所以，印度知识分子普遍陷入一种无奈与悲愤之中，他们敏锐地感觉到了第三世界国家包括印度日趋边缘化的窘迫，也眼睁睁地看着绝大部分普通民众的生活日趋贫困化，陷入被剥夺被压迫的困境，在全球化的洪水中苦苦挣扎。在印度，最打动我的就是这些热情而充满良知、正义感的知识分子表现出来的内心充满煎熬般的焦虑、痛苦与困惑，他们脸上的那种义无反顾的彻底的决绝的表情，以及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的的努力。他们深知那可能只是徒劳的无望的反抗与拼搏，但他们不甘不战而降，他们仍然倾注所有的热情与心血投入其中，希望以一己的努力与奋斗减轻底层百姓的贫困与苦难。因此，他们常会有中国知识分子眼里的激进之举。
我联想到所看过的一个关于印度的资料，据里面介绍，麦当劳与肯德鸡进入印度多年，绞尽脑汁，却毫无进展。肯德鸡甚至被迫于去年彻底退出印度市场，麦当劳到目前为止也才开了二十多家分店。而在中国，麦当劳与肯特鸡长驱直入，毫无阻拦，短短几年就席卷了中国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同行的王绍光教授感叹说：“与Ｓ教授比起来，中国可以说没有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确实，在中国，不仅没有Ｓ教授这样彻底的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还一度成为某些整天关在书斋里高谈所谓自由的高级知识分子们的围攻对象。》全文

印度知识分子：该如何为贫苦的下层民众多做点事
（袁南生为湖南益阳人，中国驻印度孟买总领事、法学博士、教授）

甘地倡导的义务奉献和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印度知识分子
□印度知识界最主要的话题，是如何为日益贫苦的下层民众多做点事
□印度博士教授们有西装革履“洋”的一面，也有脚踏传统凉鞋“土”的一面
□在印度市场上，没有盗版书，也没有盗版软件和光盘
来印度工作后，我同三部分人打交道多，一是政府官员，二是企业界人士，三是知识分子。印度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对弱者的关注、对学问的执著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固守独立的人格
使我感受最深刻的，当然是我经常接触的一批印度知识分子朋友，他们都有着不见风使舵、不昧良心、不“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可贵人格。印中友协副主席兼卡纳塔克邦印中友协秘书长巴斯克兰先生，一辈子始终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他因致力于印中友好事业，1962年中印战争后一度被印度政府逮捕，但他毫不动摇，无怨无悔，出狱后几十年来继续致力于中印友好。中印战争已过去了40多年，他从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变成了快70岁的老人。
想一想，他这一生的大半岁月竟然同中印关系紧张的时期联结在一起，在此期间，他遭了多少人的白眼，受了多少人的气！他负责的印中友协卡邦分会，政府没有一分钱拨款，完全靠他自己筹措资金才能运转，然而，他并不气馁。这是何等的不容易！
我从他讲到往事时的神态和语调中，领悟到了他几十年来是怎样执著地独立思考，怎样维护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的。
印度最著名的外科大夫之一马昌德博士，中印建交50多年来，不管两国风云多么变幻，不管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人如何议论他，始终免费为中国驻孟买总领事馆的外交官及其家属看病，即使深更半夜，即使已70多岁了也随叫随到。
曾留学海外的老科米卡先生，当年曾冒极大的风险，为中国驻孟买中资机构提供帮助。当驻孟买一家中贸机构因1962年中印战争爆发不得不紧急关闭，人员紧急回国时，一些重要的资产资料委托老科米卡保管。30年后，当中国总领事馆在孟买复馆时，这些资产资料完璧归赵，分文不少地交回中方。当一些人因老科米卡坚持中印友好而讥讽他是“中国***员”时，他泰然处之。当我向他表示敬意，他幽默地笑着说：给中国朋友帮忙就是“中国***员”，成为中国***员有这么容易吗？
印度知识分子的自尊和自重在多方面可以体现出来。我到印度快两年了，从没见过或听说过哪个印度学者为趋炎附势而滥招高官、“大款”为自己的“博士”、“硕士”弟子，没有哪个印度知识分子为了金钱或其他私利而为不学无术的“大款”或权贵“著书立说”以“评定职称”或树碑立传，没见过哪个印度读书人写《厚黑学》、《怎样拉关系》、《如何取悦你的领导》之类的畅销书，告诉人家如何为了私利而玷污名节、不顾良心，也从未听说有谁为了考上大学事先需拉拉关系，也没有听说哪个读书人剽窃他人的学术成果。顺便说及，在印度市场上，没有盗版书，也没有盗版软件和光盘。
同情和帮助弱者
印度知识分子具有人类终极关怀精神，其中有两位代表，一位是亚洲第一个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泰戈尔，一位是被誉为“经济学的良心”的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与此同时，还有两位享有世界声誉、具有宗教般献身精神的圣者：圣雄甘地和德兰修女。至于和白求恩大夫齐名的国际主义战士、印度年轻的知识分子柯棣华大夫，在抗日战争时期前往中国帮助抗战，为中国人民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事迹，更为中印两国人民所知晓和称道。作为印度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在他们的身上集中体现了印度知识分子的献身精神。我在印度工作期间，常常亲身感受到了这种精神。
来印度后不久，我专门到柯棣华大夫的妹妹家看望了她们。柯的几个妹妹住在孟买，最大的86岁，最小的已74岁了。柯三妹是联合国卫生组织的官员，和四妹一样终生未婚。柯大妹和柯四妹是医生，作为医生世家，她们本可以生活得更富裕、更舒适，然而，她们一生为病人义务看病，不取报酬，靠遗产和三妹的收入生活。住在一起相依为命的几个姐妹，一生的事业都在行善积德。
虽然如今姐妹都无后，且已风烛残年，家里除了1台旧的小电视，其他一切都与现代化无缘，然而，她们为她们的哥哥60多年前牺牲在中国而自豪，为她们一生为病人和穷人服务而无悔。作为体现印度知识分子终极关怀精神的代表，我从未听说哪个印度人说她们“傻”，相反，她们在社会上赢得了广泛的尊敬。
在印度，知识界最主要的话题，是如何为在全球化冲击下日益贫苦的下层民众多做点事，使他们的日子稍稍好过一些，使他们不那么贫困。
也许是因为印度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的执著和关心，2004年1月在孟买举行了以保卫贫苦大众利益为主题的世界社会论坛，来自130多个国家的7万多人出席了这个大会，荷兰前首相、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罗伯逊、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夫人，还有数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也到会。
会议期间，许多印度知识分子和各国会议代表一起，在孟买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许多著名教授、学者走在队伍前头。一时间，反对以强凌弱，保护弱势群体利益成为印度的主流舆论，并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印度，一些知识分子还带头发起不买洋车，不穿洋布，不喝可口可乐的运动，以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印度知识分子一方面在口头上为贫者、弱者呼号呐喊，另一方面在行动上尽其所能为贫者、弱者办实事。
在印度，除电影、马戏外，观看其他演出都是免费的，画展和其他公立博物馆也是免费的，许多艺术家经常深入到农村演出，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为知识分子一部分的艺术家为大众服务，不以赢利为目的的高尚情操。
在印度，科学家经常免费举行科技讲座，科技馆免费开放。至于大学教授们为贫者、弱者服务，这更是一种自觉，一种传统。他们常常组织一些生活相对优裕的城市中产阶级，利用周末去乡下为农民提供技术辅导、教育培训、法律咨询、医疗服务等等，一切是免费的，还得自己带干粮。他们长期如此，可以说乐此不疲，从好些年前一直坚持到现在。我对面的邻居潘特先生是孟买大学教授，他告诉我，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带头投入到了全国扫盲运动，深入到农村千家万户，给无数的农民上课。他本人如同苦行僧，累计近10年在农村做调查研究，搞实验，帮助农民脱贫。许多为贫者、弱者服务的知识分子完全是自己心甘情愿，毫无报酬和补贴。很多人在农村一住就是好几年，他们自己动手盖房子、种蔬菜、养鱼和养鸡，过着与现代生活方式完全隔绝的另一种生活，但他们很认真地手把手地教那些来求助的农民。
我常常思索：印度知识分子出于什么样的动力，这样忘我地工作和奉献？印度友人告诉我，这是甘地精神和印度文化传统影响的结果。
甘地在印度知识分子中有着偶像般的影响，他的爱国情怀、恻隐之心、自我节制和奉献精神，是所有印度知识分子奉为真理的准则。特别是他倡导的义务奉献和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印度知识分子。甘地的榜样发扬光大了印度传统宗教文化，这种文化主张与世无争，独善其身，吃苦修行，突出奉献，这使得印度知识分子大都看轻身外之物，不注重物质享受，一些人甚至一夜之间就决定把终身积攒的财富全部贡献出来，用来造福社会。应该说，这是印度知识分子不讲究享受、注重献身的精神源头之一。
板凳甘坐十年冷
来印度后，同许多知识分子打交道，发现他们的名片上只标明是否是“博士”和“教授”。除了博士和教授，从未见过“博导”等其他专业技术头衔。
印度博士和教授们的形象有西装革履、文质彬彬的“洋”的一面，也有身穿印度民族服装，脚踏传统凉鞋的“土”的一面，且“土”的一面更为常见。这种“土”，并非说他们是不学无术的“乡巴佬”，恰恰相反，印度知识分子许多曾留学海外名牌大学，能说好几种语言，同国外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印度学者具有良好的学术素质，对国际学术标准和交流方式比较熟悉，与印度学者交谈，很容易感觉到他们具有国际学者的风度。他们的一身“土气”，只是表明了他们更注重与平民百姓打成一片，不刻意在外表上与大家有什么不同。
印度知识分子对工作态度的最大特点是扎扎实实，不急功近利，没有浮躁之风，让他研究什么课题，就研究什么课题，不会挑肥拣瘦，只要工作需要，他会不厌其烦、不嫌枯燥，一如继往地研究下去，脑子里几乎没有“跳槽”、“下海”之类的念头...... 》



所有邮件都亲自回复，印度首富只穿国产衣服
中国日报网站消息：作为印度首富，总资产达59亿美元的阿兹姆·普雷姆吉在当地可谓家喻户晓。不少印度人戏称，只要他掌管的威普罗公司股价稍有风吹草动，印度股市就会掀起“惊涛骇浪”。对印度人来说，从当年卖食用油起家的小老板，到如今无数商界精英的偶像，这位新经济革命弄潮儿的创业史不仅是昨天的一段传奇，更寄托着明日的希望。
　　除李嘉诚之外，惟一上榜的亚洲人
1947年，印巴分治之际，巴基斯坦国父真纳看重普雷姆吉父亲的才干，曾力劝他们全家到巴基斯坦定居，并以财政部长一职邀请其父加盟。时至今日，有人戏言，如果当时老普雷姆吉没有婉绝的话，现年58岁的普雷姆吉拿的就应该是巴基斯坦护照，威普罗公司更是无从谈起了。
威普罗公司全称西印度蔬菜生产公司，当年只是个进行食用油加工、蔬菜交易的小公司。1966年，为继承父亲猝死后留下的产业，年仅21岁的普雷姆吉中断了在斯坦福大学工程系的学业，回国发展。1977年，他看准了计算机市场蕴藏的巨大商机，抓住IBM撤离印度市场的空白，开始代理佳能、爱普生、惠普的产品，并以此为起点，全力主攻电脑硬件市场。此后近30年，威普罗的计算机产、销量一直稳居印度第一。
1984年，普雷姆吉开始进军软件开发市场。经过不断创新和发展，威普罗不仅成为全球第一家达到国际计算机五星标准的公司，客户群覆盖索尼、菲亚特、微软、戴尔等国际大企业，而且市值从当年200万美元增加到如今的72亿美元，拥有雇员2.3万人，年销售额9亿美元，利润达1.7亿美元，一跃成为印度IT业的“领头雁”。2003年，普雷姆吉名列《福布斯》全球财富排名第四十五位。此外，他还被评为全球10位最有影响力的富豪，也是除李嘉诚之外，惟一上榜的亚洲人。
2000年2月，威普罗公司股价暴涨，普雷姆吉的个人财富因此一度涨到353亿美元，仅次于盖茨，成为当时世界第二富翁。每当被问及此事，他总是淡淡一笑：“那只是一笔理论上的财富，我从未把它当真。”
　　要把公司建成全球十大信息公司
尽管事业如日中天，但普雷姆吉仍未放慢前进的脚步。为努力成为全球十大顶尖信息技术公司，威普罗公司近年来将业务全面拓展到帮助国际医疗、零售和能源客户设计高端IT系统。目前，软件服务收入已占公司总利润的85%。此外，他还抓住美国软件公司在中东地区不受欢迎的机会，进军阿拉伯市场。
2002年7月，威普罗出资9000万美元，组建了印度最大的呼叫中心。当年11月，威普罗又斥资2400万美元，收购了美国管理系统顾问公司，成为第一个在美进行大宗收购的印度公司。今年4月，在竞标斯堪地纳维亚电信公司技术服务项目中，威普罗击败了美国甲骨文公司。甲骨文公司首席执行官埃利森直言，他感受到了普雷姆吉咄咄逼人的压力。
　　不搞家族管理，生活简朴出门自己洗衣
普雷姆吉的诚信以及富有战略眼光一向为大家所公认。与他合作10年之久的通用电气公司前首席执行官韦尔奇对此曾有过很高的评价。此外，普雷姆吉也乐于而且善于学习，一年中总要抽出40天时间直接与客户打交道。每天清晨4点半，当别人还沉浸于梦乡时，他已喝着咖啡，通过电子邮件与全球重要客户商讨问题。
在他务实作风的熏陶下，威普罗公司拥有了一支非常实干的管理团队，部门经理都不配秘书，所有邮件都亲自回复。更让媒体称道的是，尽管他拥有公司84％的股份，但他从不搞家族管理，还多次告诫两个正在读大学的儿子，今后要想进入公司做事，必须拿出真才实学。在他看来，今后不管谁当家，都必须确保威普罗公司掌握在最能干的人手里。
虽贵为首富，普雷姆吉平时生活却相当节俭。在商贾名流云集的鸡尾酒会上，很少能有他的身影。忙里偷闲之际，他更喜欢爬山。经济舱和三星级宾馆从来都是他出差的首选，行李箱里还经常放着洗涤剂和旅行熨斗，以方便自己洗衣服。穿国产衣服，戴国产表更是他的标志之一！无论是他还是公司员工去机场，基本没有专车接送。目前，他惟一的私车是辆1996年产的印美合资福特车，市场价还不足2万美元！（来源：环球时报）
印度商务部前经济顾问文章：我非常羡慕中国
印度《金融快报》4月1日刊登印度商务部前经济顾问贾扬塔·罗伊撰写的文章：中国―秩序井然的国家：
　1985年至1995年这10年间，除了（1989年至1993年）在印度商务部工作的这段时间之外，我经常访问中国，我刚刚从北京和上海回来。我意识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的加速发展是蔚为壮观的。我已经非常羡慕中国，但我此次的所见所闻更令人难以相信。　

我很高兴看到一个发展中国家有望在相当短的时期内赶超美国和欧盟这样的巨人。但让我依然感到悲哀的是，印度拥有相同的能力，却远没有与中国一起齐头并进。我们近一段时间取得了不同寻常的经济成就，但在全球范围内我们是一个弱国，任何地方都无法同中国相提并论。　
中国只有不到8000万人一贫如洗，而我们却有3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上海看上去像一个现代化的西方城市，而北京则很像汉城。毕竟，它们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快速发展，这种发展使人民感到高兴。　
印度和中国在1979年还十分相似。但自从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这种相似性消失了。导致这种状况的根本经济因素是众所周知的。中国早在1978年就开始进行改革。中国可以利用香港和台湾两地的直接投资。没有引起足够关注的是一场轰轰烈烈、毅然决然的农业改革。我要说的是两个额外因素：一个是改革的内源性，另一个是在改革之初对基础设施问题的解决。　
谋求变革的国内力量引发了中国的改革进程，印度则从外部力量获得改革的推动力。我们无法找到一位完全是印度自己培养的参与改革的经济学家，印度所有的改革设计师都是外国培养的。在中国，这是一个团队的努力成果，而这个团队中的主要成员无一例外都不是外国培养的经济学家。中国决定根据务实主义，而不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各机构的建议，将中央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权分散到地方，并使中国经济融入到全球经济当中。但是，中国欢迎世界银行为增强其培训机构而提出建议。　
北京和上海的机场非常先进。它们可以与世界上最好的机场相媲美，并且也比得上香港的新机场。免税商店所提供的各式各样的商品与法兰克福机场和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的免税店不相上下。我们为何就不能在印度也建造一座这样的机场呢？我们为什么需要那么多委员会和工作小组来告诉我们该做什么？　
我对中国入境口岸的公路、港口、公共汽车、旅行车和商业活动同样印象深刻。由于非典，在上海，我在拿到登机牌之前的确必须测量体温，但这只用了1秒钟时间，因为它是通过电子仪器进行的。机场所有的标志都非常清楚，而且下面还有一个合理的指示。这些小事反映出中国是一个希望向前发展的、秩序井然的国家。我们绝对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完


印度交通安全状况令人忧 每7分钟一人丧生轮下
4月7日是“世界卫生日”，今年的主题是“道路安全”。在交通工具数量持续增长、交通事故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今天，交通安全已经成为全世界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而对印度来说，交通安全早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严峻挑战。
印度北部的印控克什米尔地区4月2日发生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造成33人死亡。仅在5天前，在同一地区就发生过一起类似的交通事故，30多人在车祸中罹难。这不过是印度每年发生的无数交通事故中的两个最新的典型例子而已。
印度交通部门的统计数字显示，印度平均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约为8．6万人，另有40多万人因车祸受伤或致残。国际道路交通联合会称，印度的交通事故数量在世界上排名第四，但交通事故死亡率却居世界第一位。
印度每1分半钟就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每7分钟就有一人丧生车轮之下。印度的汽车保有量约占世界的1％，但交通事故数量却占世界的6％。印度每年因交通事故所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高达500亿卢比（1美元约合45卢比）。（亚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