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海均:“坐穿牢底” 是否足够威慑腐败者!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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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三审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新增规定:对犯特大、重大贪污、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适用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和假释。这意味着,因贪贿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员,虽然有可能“免死”,但由于没有减刑、假释的机会,可能面临“牢底坐穿”。

   近年来服刑人员减刑、假释情况过多,已成为社会的一个痛点,并每每引发民众猜忌。如被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大卖官贪官”马德,判死缓后三次减刑只剩12年;“五毒书记”张二江,服刑后减刑4次,合计减刑六年一个月;重大贪污犯胡建学判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5次减刑后刑期为有期徒刑15年6个月;林崇中判处有期徒刑10年后,就从法院直接回家保外就医。等等如是,试想,一个重大特大贪污官员,因为贪腐,被判死缓或者无期徒刑,但入狱一两年就因为各种原因减刑、假释,它在打击司法公信力和法治权威同时,会让更多的打算涉入贪腐者予以“效仿”。

   “终身监禁”不啻是反腐又一利器,不仅堵死了犯有重大贪污受贿罪的贪官谋求减刑、假释的通道,而且彻底打破了他们重返社会的幻想,也迫使依然不收手的大小贪官们不得不好好掂量掂量:面对“终身监禁”,是自由可贵,还是牢饭喷香?从而时刻提醒自己,别再走贪污腐败的不归路,珍惜当下的自由生活,以清廉之身远离“终身监禁”的牢狱之灾。

   但徒法不足以自行,惩罚也不是全部,反腐仍是任重道远。 终身监禁是否足够威慑腐败者,或待检验。

    当年大明王朝反腐的处罚可谓空前绝后,但效果不尽人意。朱元璋出身贫寒,体悟民间百姓疾苦,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明实录类纂?司法监察卷》有载:洪武四年,朱元璋针对元末贿赂买官成风、官场腐败的弊端,下令凡官吏犯受贿罪,严惩不贷。他还颁布有史以来最严厉的法令:贪污60两以上银子者,杀!据《中国全史?皇帝史》所载:朱元璋感到对贪官污吏光砍头、充军不足以惩戒后来者,便施行比那“千刀万剐”的凌迟处死更残酷的“剥皮”刑法,把贪赃官吏活生生地剥下皮,再在人皮中填满乱草,缝合起来依旧是个人形,挂在各级官衙内外“示众”,让每天上下班的官员见之心惊胆战,不敢贪赃枉法。

    有学者估算,在朱元璋当政的31年中,大约有10万到15万贪官人头落地。当时,全国13个省从府到县的官员很少能够做到满任,大部分都被杀掉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起初的威慑作用大大削弱,而且随着既得利益阶层的增多,反对者或明或暗地予以抵制,朱元璋无乃哀叹说:“我欲除贪赃官吏,却奈何朝杀而暮犯。”

    朱元璋时代的悲剧说明,反腐仅是一种工具,而非真正的吏治,反腐缺乏标本兼治,酷刑严律只能是前"捕"后继。造成腐败的根本原因不是他的惩贪措施不严厉而是对权力的制约乏力,以至于腐败机会遍地皆是。

    周而复始的朝代更替,筑成了几千年,中国人用血与生命浇筑的历史。古老的中国始终无法摆脱,“朝代兴亡周期律”的磨难,给历代中国人带来了,兵荒马乱、颠沛流离、没有尽头的苦难。

    人们偶尔谈论着某个时期的太平盛世,但谈论更多的是,历代官僚阶层,庸懒散贪腐丑恶的权力作为,使他们温馨幸福的生活被毁于一旦。权力腐败是罪魁祸首,人们一次又一次用血和生命进行抗争,但没能铲除,庸懒散贪腐发生的根源,结果收获的只有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腐败权力的重生、泛滥。

    对于反腐的长效机制,从长远来看,关键在于改革权力结构。事实上,近年来,中央也一直在强调要加大监督制度创新力度,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我们目前的权力结构,基本上是照搬苏联模式,将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合为一体,但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这种“权力过分集中”的权力结构, 既是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总病根”,也是我们各种问题的“总病根”。

    反腐败需要顶层设计,这种宏观战略只能是中央设计,从最高的层面来对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发展路径作出顶层设计,而这需要极大的政治智慧和勇气。

    中国已经走到了彻底摆脱,“朝代兴亡周期律”的历史关口。这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代人的历史使命。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建成反腐治本的长效机制,彻底摆脱古老中国,“朝代兴亡周期律”惯性的束缚,达成“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实现中国人千年的梦想。为破解世界性反腐难题,为世界政治文明进步做出表率。

    紫城观察201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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